广东
1930年代，华北一个普通乡村，六七岁的女孩被送进陌生人家。她还没有懂得“婚姻”二字，身份却已经被家人替她定下：名义上是养女，实际上是未来的儿媳。这种命运，便是童养媳最常见的开端。
童养媳并不是一个单一群体。她们有的因家中贫困被送走，有的来自灾荒、战乱频仍的地区，也有人家为了省下聘礼，主动把女儿送给男方抚养。对贫苦父母而言，这或许是“少一张嘴吃饭”；对婆家而言，则是提前得到一个廉价劳动力。
有关这一习俗的记载，常被追溯到《三国志》中“至十岁，婿家即迎之长养为媳”的说法。宋元以后，类似婚俗在部分地区逐渐固定下来，至清末民初仍未绝迹。不过，各地称呼、年龄和具体做法并不完全相同，不能一概而论。
她们进门时年纪很小，最初或许被当作孩子看待。可一旦能够干活，处境就会迅速改变。烧火、挑水、喂猪、洗衣、做饭，家中的杂事几乎都可能落到她们身上。年纪越大，活计越重，休息却没有保障。
有些婆家会把这种管教说成“提前学规矩”。民间常见的说辞是：“进了这个门，就得听这个家的话。”若女孩做事不合意，轻则责骂，重则殴打。她没有嫁妆撑腰，也没有亲族在身边，反抗往往意味着被赶出门，甚至遭到更严厉的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童养媳和普通儿媳的身份并不相同。她们通常没有正式婚礼，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权。婆家既把她当作家里人，又常常把她视为可以随意支配的人。这个尴尬位置，使她既缺少女儿的保护，也得不到妻子的尊重。
未来丈夫同样可能成为压力来源。若男孩年幼，童养媳往往要照料他，甚至承担姐姐般的责任；等男孩长大，双方年龄、性格和身体状况的差异，又可能带来新的冲突。她不能决定是否成婚，也很难决定何时成婚，婚姻只是婆家安排好的下一步。
成婚之后，生育便成为另一道关口。在传统宗族观念中，媳妇的重要价值常被简单归结为“传宗接代”。若多年没有孩子，责任往往直接推到女方身上，至于真正原因是否与男方有关，通常无人追究。怀孕、生子，甚至可能成为她在家中争取立足之地的唯一筹码。
但生下孩子并不意味着苦日子就此结束。孩子可能被婆家视为家族血脉，而母亲仍只是被使用的人。遇上贫困、疾病或家庭矛盾，她既要照料孩子，又要继续承担全部家务。孩子越多，责任越重，能够自主离开的可能性反而越小。
更危险的情况，是被转卖。童养媳本身缺乏独立财产和法律保障，婆家若认为她“不中用”，或者因家庭债务、婚姻纠纷想要脱手，就可能把她转给别家。有人被卖作妻妾，有人被送到偏远村落，也有人落入人口贩卖网络。去向如何，完全取决于买方意愿。
所谓“转卖”，并不只是换一个住处，而是再次失去选择人生的机会。碰到相对厚道的人家，她或许能少受些打骂；若落入虐待严重的家庭，境况只会更坏。还有少数人被卖入娼寮，名声、身体和去路同时遭到毁坏，想要逃脱非常困难。
遗憾的是，社会舆论往往把责任推回女孩身上。她们被要求忍耐、顺从，逃走会被斥为“不守妇道”，受辱又常被说成“命不好”。在缺乏教育、财产和司法保护的年代，一个年幼女子很难凭个人力量摆脱这种安排。
童养媳现象能够长期存在，根子并不只在某个家庭的恶意，而在贫困、父权家族制度、买卖婚姻和女性地位低下共同作用。男方把婚姻当作劳动力交换，女方家庭把送女儿当作生存手段，最终承担代价的，往往是那个最没有发言权的孩子。
1949年以后，婚姻制度开始发生根本变化。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禁止买卖婚姻，并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原则。随着这些制度落实，童养媳作为旧式婚姻习俗逐步退出社会生活，相关做法也被法律明确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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