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52年10月中旬，湖北大冶的朱其升抵达北京。这个61岁的老人衣着朴素，手却始终按在上衣口袋上，里面装着一封毛泽东亲笔写给他的信。初到北京，他连中南海在哪里都不知道，只能沿街打听：“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
这句话，他问了两天。
北京人对陌生来客有所戒备，并没有立即告诉他。等朱其升终于找到中南海，又因没有证件和预约，被警卫拦在门外。老人急得连连解释，掏出信件说道：“我不是来闹事的，我是毛主席当年的老班长，我们还是拜把子的兄弟。”
警卫不敢大意，随后请来一名军官核实情况。朱其升把毛泽东写信的经过讲了一遍，又说出许多早年军营里的细节。那封信经过辨认，确实是毛泽东的亲笔。只是，当天朱其升仍未见到毛泽东，而是被安排到招待所休息。
三天后，两位旧友才在中南海见面。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受到革命宣传影响，决定投笔从戎。当时湖南新军招募士兵，却要求必须有人担保。年轻的毛泽东只是学生，家在韶山，身边没有合适的担保人，报名一度被拒。
朱其升是湖北籍老兵，入伍前做过铁匠。他注意到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便上前询问缘由。毛泽东回答，自己参加军队不是为了混口饭，而是想为革命出力。
这番话打动了朱其升。他找到彭友胜，两人一起为毛泽东担保。入伍时，毛泽东使用的是“毛润芝”这个名字，后来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
新兵入营，军衣被褥都不齐全。朱其升把自己的棉衣让给他，晚上又分出半床被子。毛泽东不熟悉操练，朱其升便教他立正、稍息和持枪姿势。训练射击时，毛泽东连枪械故障都不会处理，朱其升凭铁匠手艺拆枪、清洁、上油，很快便让枪恢复正常。
“润芝兄弟，别着急，枪也是要慢慢摸熟的。”
毛泽东后来回忆起这段军营生活，对朱其升一直存着一份特殊情谊。那时士兵每月有军饷，他省下伙食开支购买报纸，再读给战友听。谁家来信，也常请他代读或代写。一个有文化，一个有手艺，朱其升和毛泽东就这样越走越近。
有意思的是，三人结拜并非发生在什么隆重场合。毛泽东讲到桃园三结义，朱其升忽然觉得，自己与毛泽东、彭友胜的关系正有几分相似。三人便以树枝代香、土堆作炉，结为异姓兄弟。这个说法后来由朱其升本人多次提及，成为两人旧交的一段见证。
真正考验这份情谊的，是一次行军途中。三人因雨夜赶路掉队，天亮后躲进陈家大湾一间茅屋。清军骑兵突然进村搜捕革命党，他们只得钻进屋旁阴沟，藏了三天三夜。饥饿、口渴都能忍，最难受的是听见村民受逼问，却不敢出声。
敌人撤走后，三人才从沟里爬出来，靠乡亲接济恢复体力。那次死里逃生，使三人的关系更加牢固。可军队解散后，他们各自回乡，人生道路也由此分开。
朱其升回到大冶，继续打铁、种田，后来又靠补伞谋生。1950年前后，他在一处茅棚外看到毛泽东画像，凭着下巴上的痣认出了旧友。村民听说后半信半疑，有人劝他写信求证。
朱其升先后托人写了六封信，却一直没有回音。原因并不复杂：他不知道毛泽东的准确住址，信件自然难以送达。直到1952年，经人介绍，教师孟淑纯整理了他的经历，并请李先念随公文将信转交北京。
这一次，信终于到了毛泽东手中。
不久，朱其升收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寄来的回信。信中称他为“其升兄”，表示收到来信很高兴，并寄去旧币200万元，供他做点小生意，还提到彭友胜尚在人世，曾与自己通信。
朱其升没有把钱拿去经营生意，而是决定进京见毛泽东。两人见面后，毛泽东笑着说：“你就是其升兄吧？我们见面太晚了。”
朱其升仍按习惯称呼“主席”，毛泽东却摆手说道：“别这样叫，还是叫我润之。”
这句称呼背后，是对旧日关系的确认。谈话中，他们聊起参军时的日子，也谈到大冶的煤铁资源和农民分得土地后的生活。临别时，毛泽东又以个人稿费名义给朱其升500元路费和生活补贴，老人这才收下。
回到湖北后，朱其升用这笔钱联系修伞、补鞋的手艺人，筹办和平油布雨伞厂，并担任经理。1954年夏，他带着工厂照片再次进京，向毛泽东汇报基层情况。毛泽东还叮嘱他：“不要因为我是领导，我们的关系就生疏了。”
1956年夏，朱其升在汉口病逝。那封写着“其升兄”的信，成为他与毛泽东半个世纪前军营情谊留下的实物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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