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与夺情 ——中国古代官员的被迫退休与强制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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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陆》

丁 忧 & 夺 情

居丧又称丁忧，《仪礼》和《礼记》为其量身定做了一套规矩，但这只是“倡议书”，汉律的颁行才使丁忧俗制上升到律令高度，具有了法律效力。

孔子与宰予的辩论

孔子像（左），宰予像（右）

汉代以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居丧三年之制缺乏统一推行和强制实施的客观条件，实际上处于酝酿和试运行时期。另一方面，居丧三年更多是孔子个人的主张，而他所代表的儒家当时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尚未取得统治地位，也就难怪顾颉刚和胡适等名家都认为三年之丧不过是儒家编就的“理想国”。

二十四孝故事图画之王裒“闻雷泣墓”

其实，孔子未能外压诸子，亦不能内服诸徒，其座下弟子曾跳出来挑战他“三年之丧”的主张。这个敢向老师叫板的学生并非无名之辈，而是位列“孔门十哲”之一的宰予。

多数人眼中的宰予，是一个喜欢昼寝而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也”的后进学生。俗话说，一俊遮百丑，其实，一丑也可遮百俊，宰予若真是一无是处，怎能成为孔门十哲之一，又怎能在唐代被追封为“齐侯”，宋代先后加封“临公”和“齐公”，明代再晋封为“先贤”呢？宰予最出众的是口才。为鼓励学生上进，孔子曾给学生们排名，他的做法至今仍值得借鉴：不是按总分，而是按专业排名，培养出了不少专才。其中，“言科”高才生有两个，宰予位列第一，在子贡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称宰予“利口辩辞”。孔子后来也评价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尽管不是好话，但也可以看出，孔子当初看上宰予，乃为其辩才所动。实际上，宰予也是唯一敢向孔子顶牛的学生。

在这场关于居丧的辩论中，宰予认为三年时间太长，一年都嫌久。孔子在教学上以循循善诱见长，他并没有直接反驳宰予，而是略带讥讽地反问道：在父母死后吃得那么香（北方食稻为贵，居丧者不食），穿得那么靓（锦为文彩之帛，居丧应穿素布），你能心安理得吗？出乎孔子意料的是，宰予居然作出了肯定回答，孔子只好说：我是做不到，既然你做得到，那由你去吧。

这场辩论的胜方是谁呢？表面上，孔子似乎主动认输了，实际上，宰予输了。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借助行政力量打败诸学，一统学界，“三年之丧”随之大行其道，宰予自然成为反面教材。直到清代，人们骂一个人不仁不孝时，往往把宰予扯出来。

丁忧盛极一时

在不少人眼里，丁忧就是辞官回家守孝，这种理解失之简单。丁忧在吃穿住行等方面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历朝历代大同小异。

吃，最初三天不能进食，以表示伤心没口，饿满三日后也不能大鱼大肉，而要粗茶淡饭，外加不许饮酒。

穿，不许大红大紫，而要披麻戴孝，外加不能洗澡。

住，不能睡在家里，而必须结庐坟前，“晓苫枕砖”，即睡在草席上，枕在砖头上。

行，出入不走正门，上下不由中阶。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规定，比如不能嫁娶、不能过夫妻生活，不能听音乐，过年不能贴新联，等等。

总而言之，丁忧者不得参加任何喜吉活动。

很显然，丁忧是件苦事。不过自周至唐，古人一直执行得一丝不苟，出了很多感人至深甚至匪夷所思的故事。据《后汉书》记载，陕西扶风人韦彪在居丧的三年中“不出庐寝”，三年后“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汉代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故韦彪于东汉光武帝建武末年（56 年）当上了郎中（官名，始于战国，东汉沿置，管理车、骑、门户，并内充侍卫，外从作战），接着又受到汉明帝亲自召见，汉章帝时期，更官至大鸿胪（汉制九卿之一，位列第五，司外交）。

宋以前，绝大多数官员对丁忧之制十分忠诚。东晋元帝司马睿拜温峤为散骑侍郎（皇帝近侍官之一），温峤因丁母忧推辞。这也太不给皇帝面子了，结果，司马睿以诏书的方式对他一顿严厉数落。最后，温峤迫于皇权的巨大压力，“不得已乃拜”。更典型的案例是赵宣，他在丁忧期间居然直接住进墓道中，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真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丁忧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

赵宣何许人也

赵宣是山东青州人，原是一个普通的东汉儒士，为了做到“不普通”，就在丁忧的时间上下功夫。赵宣此举果然奏效，他声名远播，“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太守（即秦时郡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陈蕃得知自己治下出了这么个有名的孝子，专门召见了赵宣。

古人吊丧

谁都没想到，赵宣苦心经营了二十多的孝子形象居然毁于这一“见”。他在召见赵宣时，从赵宣妻子口中得知他们有五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顿时就起了疑心。丁忧制度明文规定，居丧期间不能过夫妻生活，而按年龄推断，赵宣的五个孩子应是这个孝子在丁忧时所生。陈蕃逼问之下，赵宣承认自己的五个子女“皆服中所生”。结果，大孝子的光辉形象轰然倒塌，赵宣的住地也从墓道改成了监狱。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是对丁忧制的极大嘲讽。

丁忧之所以盛极一时，除了这一传统处于逐渐形成的上升时期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所致，丁忧制的背后是“孝”。隋以前，官员产生的主要途径是“荐举”。与“科举制”一考定终生相比，“荐举制”十分注重平时成绩，社会对个人的评价很重要，“孝”是被荐举者必备的重要品质和首要条件，而丁忧守制又是孝的应有之义。正因如此，全社会普遍自觉遵守丁忧制度。尽管唐代已初步完善了科举制，但“孝”仍然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不孝之人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和丢官的危险。唐律将不孝列为“十恶”之一，为了使法律具有可操作性，还具体列举了不孝的种种表现，其中就有丁忧期间嫁娶、作乐等。

夺情后来居上

与丁忧随行的还有另一种制度——夺情（又称“夺情起复”），即夺其哀情，令其复职。

丁忧有一套规矩，夺情也有一套程序：丁忧者闻丧后，立即汇报并请假；等丁忧者回籍居丧百日行完“卒哭”之礼后，朝廷就出面命其夺情起复；丁忧者不能马上答应，而要婉拒，如是者几次三番，最后才在无奈之下夺情。夺情史上创下纪录的当数唐肃宗时的宗室李涵，他辞让竟达七次！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丁忧期间夺情者的着装：在家仍着丧服，上班则着“ 服”——低一级的官服，表示已除丧服，可以正常上班办公。夺情者在单位和家里各有规矩，在公开场合也有一些禁忌，除了祭祀天地社稷，不能参加其他吉事（如朝集、庙祭）。唐朝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夺情制度，夺情的人不少，如侯君集、长孙无忌、于志宁、李勣 、房玄龄、褚遂良、李义府、姚崇、陆象先、张九龄等。不过，也有坚决拒绝夺情而且成功的官员，如陈叔达与张说。

丧服与祭器

一些丁忧者即使夺情，也时时处处事事表达自己的孝心，令人动容。如与父亲欧阳询齐名的书法家欧阳通，他四岁丧父，由母亲抚养教育成人，母子情深。后欧阳通丁母忧，虽夺情起复中书舍人之职（中书省的秘书职，是跃居三省长官甚至宰相的重要跳板，唐时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但每次入朝都是“光着脚”从家里走到皇城门外，在单位值夜班时不睡床上，而睡在只铺了一层蒿草的地上，丧服一穿就是四年。

享受夺情待遇的毕竟只是某些高级官员，中低级官员怎么办呢？

中级官员为保住好不容易才攥到手里的官印，往往主动营求夺情。此风开于宋初，在宋太宗时期就有了。御史张廓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指出：“京朝官定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宋仁宗时期，知制诰（负责起草圣旨）夏竦犯了事被贬到贵州，后又被重用，“不幸”恰逢其母过世。为了仕途发展，夏竦悄悄来到京城，找到宰相王钦若代奏请求夺情。积极主动营求夺情在宋代只是开了头，还不算普遍，到了明代就相习成风了。皇帝们不胜其烦，多次下令丁忧官员一律去职回籍，如明英宗于正统十二年（1447 年）就强调：“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清代更甚，找人代奏夺情已经到了“习为故常”的地步。

至于低级官吏，连营求夺情的资格都没有，无权无势，但他们也舍不得自己的乌纱帽，就想出了“匿丧不报”的办法。与营求夺情相比，匿丧不报的成本和风险就大了：营求夺情即使未得批准，也不致受到处罚，而匿丧不报就是非法的，丢官不说，还要遭到杖责之类的体罚，甚至充军。尽管如此，冒险者仍如过江之鲫。对“匿丧不报”与“营求夺情”关系认识最为丧服与祭器 清醒的是清人，认为两者只有巧拙之分，并无本质之别，都是机会主义，而且营求夺情者“不仁或更甚矣”。

丁忧自唐宋后开始逐渐被破坏，与制度设计，具体来说与“选官制度”有直接而紧密的因果关系。科举制的推行，相当于又开了一道通向官场的门，而且相对“举荐制”更加公平，不少寒门子弟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跻身官场。十年寒窗换来的功名利禄，当然会倍加爱惜，而丁忧制对寒门出身的官员来说就成了绊脚石。

从政治上看，对任职官员而言，其原职在丁忧三年后早就被顶了，只能站在候补官员的队伍里等待，官复原职的机率很小。同时，除了少数官员因有特殊功勋破例加速升迁外，绝大多数官员需要熬资历。从经济上看，丁忧期间去职降薪，“阳光工资”一般减半，因职务带来的“隐性收入”也没了。这样，寒门官员们就蒙受了双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丁忧还是营求夺情，似乎不难选择。尤其在明代，官员薪俸之低空前绝后，丁忧去职后又只能领到一半工资，不少寒门出身的官员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如成化初年（1465 年）的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知州秦，他在三年丁忧期间就曾揭不开锅，要不是亲戚朋友帮忙，恐怕都饿死了。

丁忧夺情都招骂

丁忧与夺情的斗争史上，罗伦奏阻李贤夺情成为明代的经典案例，影响深远，史称：“自罗伦疏传诵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复为故事，于伦理所裨，岂浅鲜哉。”

罗伦何许人？罗伦疏又是怎样的一份奏章？

罗伦像

罗伦是江西吉安人，学生时代就“志圣贤学”。成化二年（1466 年）殿试，他在激烈的竞争中夺魁。当时，罗伦直陈时弊，高谈阔论，洒洒万言，震慑在坐座诸。在状元争夺战中，罗伦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是程敏政，此人口试稍逊，但书法胜出。因此，殿试的两位主持者之一、太宰（明代对吏部尚书的尊称）王翱主张取程敏政为第一。罗伦最后能够登顶，要感谢殿试的另一位主持者，这个人就是李贤。正是李贤坚持“论文不论书”的主张，使罗伦得中状元。其实，程敏政本是李贤女婿，李贤另择他人为一甲头名属于胳膊肘往外拐。

罗伦幸得第一，对李贤自然感激不尽。令人不解的是，不久罗伦竟参奏起他这位恩师来。

成化二年（1466 年），李贤遭父丧，照例请求回乡丁忧守制。三请不允之下，李贤先行奔丧回籍，但不到两个月即被召回起复。此事立遭众多非议，这在李贤的意料之中，但他没想到的是，最响亮的声讨居然来自他最欣赏的学生、翰林院修撰罗伦。罗伦曾拜见李贤劝阻，无果，遂上疏参奏。平心而论，罗伦参奏恩师，动机很干净，未掺杂任何私心杂念，也没有党争等政治因素，完全是出于对孝道伦理的坚守。罗伦此疏约千字，全文载于《明史》，论情说理无可辩驳。

反对夺情的人占据道德高地，居高临下，理直气壮，夺情者常处下风，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十分被动。然而，李贤夺情挨骂，也有人丁忧讨骂，其中包括晚清重臣曾国藩，骂他的人是——左宗棠。

咸丰七年二月（1857 年3 月），时任兵部右侍郎的曾国藩得到其父于一周前病亡的消息，未经批准便从江西瑞州回籍奔丧，然后写信告诉了正在湖南筹饷、时任郎中分发兵部行走的左宗棠。

曾国藩陈述了三点理由：

1

---奔丧守制，以尽人道

2

---“临戎以来过多功寡，不可以古之饶干济者自比”

3

---“大局较前为佳，已可不出”

左宗棠立即回信劝曾国藩回营，他措辞直截了当，斥责曾国藩俨如教训后辈。为了反驳曾国藩的第一条理由，左宗棠把《礼记》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搬了出来，指责曾国藩不灵活，提醒他“金革之事无避”的古训；教育他要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对于曾国藩的第二条理由，左宗棠居然在回信中说：“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野。”曾国藩称自己能力有限，不能胜任，本来是谦虚，左宗棠居然承认他无能，可见其非常坦承直率。至于曾国藩的第三条理由，太平天国虽甫经天京之变，但胜负天平并未立即倒向清方。当时形势，无论江西、安徽还是江苏，太平军都占据优势。左宗棠意犹未尽，继续写道：“（兄）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言下之意，你曾国藩出山，很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你不出来，人家就会说你是非。

朝廷对曾国藩擅自离军回乡丁忧又是什么态度呢？

按理，曾国藩未经皇帝批准就跑回家丁忧是要获罪的，经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一个劲替他求情，咸丰帝才勉强给了他三个月的假，期满还得回江西带兵。当时，曾国藩无职权，湘军无官饷，在江西是“客军”，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因此，当三个月假期将满，曾国藩就上奏续假，请满三年，仍未获批准。经过半个多月的思想斗争，曾国藩又上了一折，围绕“署理（凡官员出缺或离任, 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职务）兵部侍郎”做文章，其实就是向咸丰帝摊牌要实权之职。看样子，曾国藩准备牺牲孝心为国尽忠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咸丰帝这次居然准他丁忧守制了。

不过，曾国藩仅“潜伏”了一年三个月（不到丁忧制一半时间）就复出了，驰援浙江与由赣入浙的石达开作战。和以前一样，咸丰帝只让干活，不给实权，但曾国藩在接旨第五天就出发了。不到两年，曾国藩何以判若两人？

形势的发展和人事的调整使曾国藩大受刺激，按捺不住。曾国藩丁忧期间，湘军发展非常顺利，拿下了江西，并向安徽进军。江西原是曾国藩的苦地，他在这里没占到太平军什么便宜，甚至绝望得要自杀。而今，江西竟被轻易拿下，于是曾国藩作出错误估计，认为“长毛”气数已尽，自己再不出山就没表现机会了。与此同时，曾国藩看到他提拔起来的胡林翼加封了太子少保（东宫官职，负责保护太子安全的副职，是皇家恩赐的荣誉），而他还是个在籍代理侍郎，自然心有不甘。功利心最终战胜了道德观，而曾国藩又不好意思再向咸丰帝开口，就暗示胡林翼代为奏请，遂得以重返战场。

到浙江赴任之前，曾国藩自个儿刻了一个关防大印，上书“钦命办理浙江军务前任兵部侍郎”。

丁忧与夺情有着剪不断理还乱，既简单又复杂，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丁忧（孝）是刚性，是常态，要“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夺情（忠）是润滑剂、是非常态，它缓解丁忧的刚性，使丁忧制度更具弹性和生命力。两者究竟孰重孰轻、孰急孰缓、孰先孰后，各有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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