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印们的“遗产”

吾球商业评论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绝没有冒犯的意思，但恒大歌舞团，让人不能不联想起“扬州廋马”/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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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的坠落，是旧式商人宿命的当代重演。但我还是欣喜地看到了他的坠落——这至少证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终究没有让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永远蒙混过关；法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市场有它迟到却不会缺席的清算逻辑。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网络

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咿呀丫

看今天的许家印，我总是想起清时徽商的江春——那盛极而衰、最终被命运碾为齑粉的落寞背影。

想当年，江春要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两淮盐运使见到他都得礼让三分。乾隆皇帝下江南，他一人数次接驾，挥金如土，白银像流水一般泼洒在扬州瘦西湖畔，换来了“内务府奉宸苑卿”的顶戴花翎，并加授布政使衔、赏戴孔雀翎，也换来了旁人几辈子都求不来的盐引专营之权。

其实不是江春一人如此，当年的徽商群体都很张狂。“扬州瘦马”就是徽商病态嗜好下的产物，那些被精心调教的少女，成了他们财富攀比与畸形占有欲的活体标签；扬州八怪也是被徽商给炒起来的，郑板桥的、金农的画案前，围坐的多是腰缠万贯的盐商，他们用银子堆出了艺术流派的声名，却也把文人风骨泡进了铜臭里。

当然，我觉得徽商也不是没眼光，他们喜欢的徐渭，还是证明自己的骨气——至少在那个时代，真正癫狂恣肆的才情，尚未完全被商业逻辑所吞没。

也正因如此，当今天我们安徽人说要传承徽商，我就觉得有些气短。不可否认，他们身上有着极具特色的闪光点，比如“徽骆驼”般的吃苦耐劳、宗族内部的抱团取暖、以及贾而好儒的文化执念；但是，他们和晋商一样，都是农耕文明下的产物：依附于权力，商业版图全靠盐引、织造等特许经营维系……所以当权力翻脸不认人时，他们的结局就很惨。

就像江春，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两淮盐引案爆发，他作为两淮总商之首被牵连。最后虽得善终，但他的同乡后辈——胡雪岩，却在多年后，走了一条大起大落的路。

可若仅止于此，倒也罢了。他们有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没有现代意识。

有了钱，只知置房购地，把自己关进了深宅大院，最后像晋商一样，在时代大变局面前，墨守成规；或者奢侈消费，炒起了一片艺术泡沫，却从未想过将白银转化为产业资本，去触碰那些真正能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器、技术与制度。

许家印何尝不是他们在当下的翻版？！恒大的万亿帝国，同样是踩着政策红利与银行杠杆起舞，建起的楼宇和当年的园林一样金碧辉煌，根基却同样脆弱得不堪一击。

前两天出去打羽毛球，碰见了好久不见的一位哥们。他跟我突然聊起许家印，有些疑惑地说，为什么前有贾跃亭，后有许家印，我们的晋商、豫商到底怎么了，怎么总在同一个坑里翻车，越大的老板反而越像赌徒？我们还能相信他们吗？！

有时我也觉得，他们实在“配不上”这个时代。社会的进步，让商人从“士农工商商为末业”中走了出来，也让众多企业家得以正名，甚至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高位。像某军、某云一度都取代了公共知识分子，在讲台上口水横飞。记得前些年到机场，在各种书店里，前台都会有他们的影像，那“布道”式的笑容笃定而耀眼，俨然一副人生导师的模样，仿佛企业的成功就等于终极的真理。

我们也曾热爱过他们，追逐过他们。除了他们的“成功”够诱人，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希望里，这些尽享名声和地位的大商人，不仅能带领大家共富，而且能变成契约精神的传承者、法治底线的呵护者，以及社会责任的弘扬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走得更长远。但也许他们跑得太快，忘了自己出发的初心——如今那些层出不穷的反面案例，却让我们在他们身上，依旧嗅出过去那沉朽的气息——那种“以权谋市、以市养权”的路径依赖，“上市”即“上岸”的投机逻辑，以及“富贵不还乡，有如锦衣夜行”的炫耀执念，穿越了百年时光，竟一点没变。

这样的局面，让商帮的现代化变得迫在眉睫——这种现代化，不是把办公室搬到CBD、把财报做成英文版，而是彻底斩断依附权力的脐带，建立基于法治、契约和现代公司治理的底层逻辑。

我在《盘活：中国民间金融三千年》（上海远东出版社2026年4月版）一书中，曾谈及儒商伦理，强调诚信、仁义、兼济天下的传统道义，它们曾一度支撑着中国的传统商业和商帮做强做大，但在今天，它又在哪里？

尽管今天不再有人谈论它，但在我看来，它依旧重要，只不过，它需要和当下的企业家精神相结合，从停留在乡贤祠堂牌匾上的显著字眼，转化为应对市场风险、激励技术突破、承担环境与社会责任的行动准则——否则，儒商伦理便会沦为一种自我标榜的装饰，而非真正的行动指南。也许，儒企家该成为我们今天的选择。

那么，我们的儒企家又该是什么样子？

他必得先有独立的人格，而不是权力的附庸。他得明白，商业的根基在市场，在契约，在千千万万消费者的自由选择，而非某道御批、某顶红顶。江春们花百万两银子接驾，换来的不过是盐引特权，这种“风光”本质是跪着挣来的赏钱。许家印们若只盯着政策风向、银行脸色，即便高楼万丈，骨子里仍是那套“傍大官、做大买卖”的旧逻辑——这逻辑走不远，因为权力可以捧你，也可以随手把你摔得粉碎。

其次，他要有真正的资本理性，而不是暴发户式的炫富与投机。徽商有钱后养瘦马、捧八怪，把书画炒成天价，看似风雅，实则是把财富锁在了消费与攀比的牢笼里，从未转化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动力。今天的某些企业家，玩足球、拍电影、搞跨界并购，把企业做成资本魔术，和当年徽商买古董、修园林有何本质区别？资本若不能指向长期价值、实业根基，终究是浮萍。

最后，他得重新定义“成功”。不是比谁楼更高、谁首富当得更久，而是比谁更受员工尊敬、更让消费者信赖、更能为行业开新路。当某一天，我们的企业家不再热衷于机场书店的封面上唾沫横飞，而是安静地在实验室、车间、田野间寻找问题；当他们的名字不再与政商勾连的传闻绑在一起，而是与一项技术突破、一套管理创新、一种普惠模式相连——那时，我们或许才敢说，商帮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这段时间，电视里正播放着《江海潮生》——用一篇文章的话说：它“展现了清末民初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在乱世中逆势而上的实干精神，以及‘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家国情怀”。我也曾多次写过张謇——这个常被人误读成“张骞”的江苏南通人——他前半生读书中状元，后半生却放下翰林清誉，扑到泥浆与厂房里办纱厂、开师范、修水利、建博物馆，以一己之力在南通小城试办现代社会的雏形。某种意义上，他算是我眼中儒企家的一个范本：把企业视为改造社会的试验场，办教育、兴公益、促民生，让财富成为社会进步的阶梯，而非封闭城堡的围墙。

我突然想起当年采访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时，他给我说的一句话：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不仅在于懂得赚钱，而且要懂得花钱。这花钱，绝对不是铺张浪费，也绝对不是家族信托、海外置业——而是把钱投到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却能改变行业根基的地方去：投研发、投教育、投那些真正让社会变好的沉默之事。

许家印的坠落，是旧式商人宿命的当代重演。但我还是欣喜地看到了他的坠落——这至少证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终究没有让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永远蒙混过关；法治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市场有它迟到却不会缺席的清算逻辑。

真正的商业文明，从来不是靠谁的楼更高、谁的胆更大，而是靠谁更诚实、谁更敬畏、谁更愿意在规则之内慢下来做事。

而这，或许就是许家印留给这个时代最意外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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