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武汉本地“学界泰斗”冯天瑜一些旧事

武汉这个地方有点奇怪，九省通衢，文教重镇，但本地始终出不了什么文化人才；本地赫然辛亥革命首义之场，可“史学家”似乎也极少，知名如章开沅马敏周积明，实际都是外来户。即以“史学家”来说，蜚声国中者大概就是两个“半”：一个是雷颐，另一个则是冯天瑜。他们自己都生长在武汉，但又都是客籍，不过是随之父母流寓至此。

雷颐的文章著作，几乎不提来时路，但他确实是生在武汉的。他情况与易中天颇类似，祖籍都在湖南长沙，可父母迁居武汉，从而也就在长江边上游弋，约莫小学毕业后才流落异地，从此在外生根发芽开花。有一年，雷颐来武汉讲学，他开场白谈起“身世”，说是老家就在傅家坡那边的，言下不胜唏嘘，至此我也才知道他与武汉还有这份渊源。实际上，到了前两年，曾经辉煌了近半个世纪的傅家坡客运站也夷为平地了，雷家应该是找不到任何旧迹了。相比之下，冯天瑜倒是名副其实根生土长于武汉，其父冯永轩本籍贯红安，可自1949之后就未曾离开武汉了，日后的冯天瑜甚至一辈子的足迹也大体局限在武昌，是真正的楚才楚用。要给当代武汉的文科学者找一个“IP代言人”，我以为也非冯先生莫属。

我记得有一年，冯先生给本科生开讲座，我也跑去听，他倒没讲什么经国经士经史的大判断，所谈也只是“家世”的小问题。我记忆最清楚的一段，是说他母亲供职于湖北省图书馆，他年少时几乎每天都在那看书，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后来从事中外文化比较研究，是“良有以也”。我还记得他兴致勃勃地将彼时省图的场景描绘了一遍，让我听了很有感触，盖他1950年代“住读”的省图，与我60年后常去的省图，可说并无二致，连楼上那咯吱响的木地板都是同一块。我在当时也感受到了，他对省图是格外感念的，似乎觉得那里才是他一生学问之路的真正起点。他感慨说，那个年代的图书馆，可谓卧虎藏龙之地，经常可以邂逅好些“高人”。但他也坦陈，彼时的阅读，都是乱读一通，比较正经读文史经典、“元典”，是在20岁之后了。他那维持终身的爱好，随手画人物素描，就是那时沉迷连环画，也爱信手涂抹留下的。我也能明显能感觉到，他是真“嗜书者”，因为他谈别的神色淡然，还有点无精打采，可一旦讲到书，眼神似乎一下子有光芒起来，音调都是起伏有变化的。

但“众所周知”，冯确实成名极早，而且是“宸衷所识”的那种钦点级别，是当代学者中“两个小人物”外绝无仅有的奇遇。1975年6月，他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孔丘教育思想批判》一书，总数8万字122页，其用意也再明显不过，是“遵命文学”的大批判文章，是“批林批孔”亟需的弹药，而且事实上是“集体协作”，无非上头需要他这样一个“小人物”出来迎上所好精准投放，所以不仅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材料”付印，不出意料连病中的湘潭都看完了，并且于1976年3月3日印发“重要指示”：“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另一个武汉“小人物”顿时名噪一时，大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架势。那时的冯天瑜，年仅34岁，在武汉师范学院生物系毕业刚好10年，正在武汉教师进修学院上班，“无事可做”。湘潭那句“小冯的文章比老冯写得好”指示出来后，冯天瑜也毫无疑问成了大红人，各方势力都在争取他，他机缘巧合只选当了属于闲职的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或许是“时代”毕竟走到尾声了，亦或者他真有一双慧眼，这个很中立色彩的选择得以让他日后也安然无恙，不受干扰。

“上达天听”这个事本身，在一般知识人眼中应该是“虽肝脑涂地不能补报”的“厚恩殊遇”，但冯天瑜自己显然是自视为“污点”的，往后余生几乎从不主动提及此事。我还记得另外一次武大校内大讲座，到了提问环节，座下真有人问及此事，他的表情是颇尴尬的，只是勉强堆出一笑，只说了一句“不便回答”就绕开了——这样的场面，他应该是经常碰到的，回应方式也应该大同小异。去世前两年，他似乎预感大限将至（据说他2016年就查出了结肠癌，本都要挺过来了，不料又碰上了口罩，终于倒下），终于接受“口述自传”时，也一再强调那本“成名作”投稿于1973年，似乎这样就可撇清与“批林批孔”的关系，当然大可不必。一者，谁也不是先知先觉者，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就是如此，“举世皆浊惟我独醒”的叙事反倒刻意了，不真实；二者，他即便能将写作日期提早一两年，也无法否定在1974年底受邀北上住招待所集体改稿一个月的事实。而冯之所以要这么“辞让”，我以为他的用意也很明显：他很在意身后名，他自认学术生命是中立的，绝非“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用韦伯的话来讲，就是“学术的最高价值”在于，“终有一天，当生命中诸多不公与诸般现实到来时，我们能否遵循纯粹的价值伦理与“intellectual honesty ”, 勇敢表态，“我再无旁顾，这便是我的立场?”惟有从这个角度理解，才能明白，“学者”冯天瑜为何一辈子专注于“经世实学”，学术生命与学思历程为何起于“揭发孔丘反人民的凶恶嘴脸”（1973），终于“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2021）？

在我眼中，冯天瑜确实就是个纯粹的学者，尽管我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并不高。我觉得判断一个学者“纯粹”与否很简单，就在于他是否在意名位，以及是否会为了名位有意配合演戏，乃至说假话。在学术正常化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觉得冯天瑜是经得起考验的。本来，自1990年代以后，随着程千帆的飘然南下，朱祖延萧萐父们的老去，至少在华中地区，冯天瑜都是隐然“学界领袖”了，已经找不到第二人可以在声望与声量上匹敌；作为“思想型史学家”，又是老人家亲点过的才俊，他本有大把大把的机会尽享高官厚禄，起码大学校长、提督学政乃至‌礼部侍郎这等品级都能让他任情自取自由点菜了，可他确实从吾所好，一心学问，此后当过的最大学官应该只是武大“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他从湖北大学出走，有传闻是他想博导而不可得，愤然离去，可能也不完全合乎事实。前些年，与一位前辈聊到此事，前辈告知“内情”，当时的冯是准备开展一些学术项目，亟需人手与资源，所以才很在意“博导”这个头衔，但他递交申请了几年，每次都说得好好的，可最后关头内部总有人遏制，他才不得已另寻出路。一开始，他找的是章开沅，华中师大校方也很重视，准备给予已故大佬张舜徽同等待遇，但武大听闻后下手更快，直接“抢”过去了，立即给了“博导”，并且特设一个“文化中心”配合他的工作。但他在武大的待遇，起初应该还不如华师的，所谓等同院士待遇的“文科资深教授”也要远在2006年才授予，而且是第二届了。这一切都说明他并不太在意什么待遇，更无意当什么官，所谓“远权贵，拒妄财”的家训，以及只想“当一名普通教师”的愿望并非饰辞。他在1970年代后期的处境，与沪上王元化非常相似，但王固然无意仕途，可“学界领袖”这个地位私心还是当仁不让的，而冯连这个想法都没有。

再要说个题外闲话，1990年代前后曾在国内声名赫赫的湖北大学（文科），可说败落也是从冯天瑜出走开始的。到了2000年搞所谓的“海选”校长实验，时任文学院院长王兆鹏票选第一，校方却出尔反尔，不仅信誉扫地人心尽失，而激起大批文科精锐出走，湖大从此一蹶不振，盛景无存，从此“旧事凄凉不可听”了。盖王兆鹏虽为古典文学专家，实精力充沛，亦富才干，在文学院长任上网罗了大量人才，也是用心良苦。前段时间，我翻看一批旧刊，在《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上还看到古早“网红教授”葛红兵走俏前的一段“轶事”：说的是他在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后，档案遭原单位扣押，没有大学敢接收。直到一次会学术会议上，他邂逅“某大学文学院长”，对方交谈之下“激赏葛才”，不仅冲破阻力引进，还破格“副高”，分给新居三室一厅，甚至“院长夫人亲自为其主持装修”云云。这里的“某大学文学院长”当然就是王兆鹏，后来王也是跳槽到武大，也是直接获得一个“研究中心主任”的待遇，与冯天瑜类似。湖大做事不地道，这么激走了两位最重量级且最具号召力的学者，颓败也是必然的了，到了我考大学那年，它都已沦为以“二本”层次招生，目前刘川鄂已经是最大牌。以冯天瑜来说，湖大既是他母校，也是他父亲最后30年的授业之所，非必不得已他是不会离开的。

冯天瑜生前那些年，我其实时不时能见到他。不仅是我彼时年少好热闹，有他的讲座海报贴出来，总要抽空去瞧瞧，更主要在于那时我就住在武大附近，经常要穿过“防空洞”去校内梅园食堂食堂吃饭，而他住在九区教工宿舍区，与我恰好相背而行，且他似乎每餐都要赶回家吃饭，所以总能在饭点“插肩而过”，只不过我从未斗胆打招呼。那时的他，已经是武大文科最知名的教授了，但行止却极低调，我每一次看到的他，都是踽踽独行，神情肃然，低着头匆匆走路而已。他穿戴上有个显著特色，就是头上必戴一顶帽子，春秋冬是加绒的老人前进帽，到了夏热季则是鸭舌帽，而且全身上下总清一色深灰。他四方脸，个子不高但敦实，连眼镜都不戴，加上穿戴实在朴素，倘是陌生人初遇，十有八九会以为是个退休工人或职员，而不大可能往教授甚至是大牌教授方向联想。当日我所见到的冯天瑜，无论是讲台上，还是生活中，始终都是这种状态，布衣布履，独来独往，食有鱼，出无车，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一般名流学者那种高视阔步的姿态，俾睨世界的神态，处处显露出高人一等的自得，我从未在他脸上见到过，与我同时见到过的另一位“资深”完全不同。这种处事风格，应该也是他终身一以贯之的。后来我听一位老湖大教工子弟说过，冯天瑜在湖大时，先住在教工食堂对面的“单身宿舍”，后又住老一区，喜欢在院子里和沙湖边散步，人人都知道他是大牌，但他也始终以谦和著称，与邻居们的关系都处得极好，大家回忆起来都觉得他“好接触”。后来我看过他学生的一篇追忆文章，也特别提示这一点，说“先生脾气随和, 待人极诚恳。住所‘门虽设而常开’,从不在门口贴上‘交谈勿过 x分钟’之类告示 , 令来访者陡生惶恐之情。相识或不相识者登门 ,一律热情接待”（何晓明《冯天瑜素描》）。

只不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对冯天瑜的学术成就都评价不高。有人说他“思想高远博大”，浅陋如我委实看不大出来。我从未都不觉得他已经臻至“一流”。他思想很新锐，他知识很驳杂，这些都是有目共睹且公认的，即便到了年老讲课时分，什么汉学宋学今文古文周制秦制乾嘉考据学三重证据法吐鲁番文书东亚同文书院调查，依然可以随手拈来如数家珍。但他作为一个“思想型学者”，最大的问题，似乎在很欠缺“原创性”。他的学问特色，是极其的博，但也极其的杂，其学无所不窥，似乎完全没有“专业”可言，而且往往“打一枪换一炮”，岂止“为学三变”，实为“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这种为学路数，往好处说是“生生不息，学无止境”，往劣处着眼就是“乘乘兮若无所归”，没有立定的跟脚。他后半生注重“语义考索”，也提出了一大批术语，什么封闭地理、农耕文明、天人合一、家国天下、家庭本位、等级伦理、文化生态、文化元典、历史文化语义学，可明眼人一看即知，要么“早已有之”，要么就是“当今热点”，他似乎很紧跟学术潮流，但又不擅长独创一格，以至于往往只能在后面作补苴罅漏的善后工作，最终导致著作论“思想”不够深，论“学术”又浓度不足的局面。比如他那部《封建考论》，学界都吹上了天，但皇皇近60万言，只为了论证此“封建”非彼“封建”这么一个史学常识ABC的问题，就好比数学家花了十年八年写了一部“巨著”只为了考证“1+1=2”这样的问题，可能高明者觉得这才是“纯学术”、“高端学术”，但不学妄人如我，反正是有点“胡为乎而作”的疑问的。一句话，“先生之业，可谓勤矣”，但实绩如何，是要尚待后世检验的。

我一直觉得，冯天瑜的学术，起码是有这么两大弊端的。一个，是他太过于注重所谓“实学”，毕生都是“修身以淑世”、“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理念，所有见解几乎都是“道不虚明，有为而发”，所谓“经世实学”实际就是一种借助学术思想传达的救世态度，这固然是他忧国忧民不能忘情的情怀表现，但“学术”本身的更高价值显然是超然的、中立的、纯粹的，更有其智趣、务虚的一面，如果文史学术过于纠缠于“实学”乃至“时政”，着眼其“有用”的那一面，乃至“问题意识”爆棚，往往就会在时过境迁之后意义落空，与时俱化掉了。其二，他如此用功于“中外文化比较”，意在梳理中国本土文化“近代转型”的复杂性与激变性，但我以为他的学力实际是不胜任的，因为这个领域最需要的功夫，除了中国古籍得精熟之外，外语显然起码也要精通数门才行，但冯天瑜恰恰短板在外语能力。如果我没有说错，他英语应该是不行的，日语可能也仅是初通，只能浅浅看懂日文，如此储备何以堪当研讨“中外文明互动”而且还是着重在“语义学”上的交汇大任呢？后来，旅日学者沈国威公开发难，指责他的新书《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是“学术抢滩”，认为他既“缺乏原创性”，又“疏于考证”，还“体例失当”，核心问题正在于“著者的学术准备尚不足以整合他人的研究成果”，没有“西学东渐和语言接触方面的研究积累”，不仅英文文献读不通，日文的理解力也“错得离谱”，显示“著者在语言学、词汇学方面显得很不专业”，依我看还是说到了冯先生的痛点。他后面的回应，虽然语气平和，但将沈的“抢滩”责难解读为“外人不得进入他的‘学术圈地’”，我以为是有意曲解，避重就虚，转移焦点，这是很高明的文章笔法。冯先生毕竟是才子，以《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起家的，辩论文章本是他拿手好戏。总体上，我觉得冯的学术历程与创见，最可参考的“对照系”是蔡尚思，都很博杂，都很自信，生前也都是名声显赫，但一瞑不视之后，真实的地位就会日渐水清石见了。这其实也是无数“当代学者”们的共同宿命。

至于冯先生的“一些往事”，至少还有两件是让我颇为感慨的。一件，是他的晚年生活，似乎很是孤苦无依。据我所知，那时的他，虽贵为“资深教授”，表面上是“院士待遇”，可依然住在九区老宿舍楼，尽管房子很大，却老旧又空旷，且只有夫妻俩老人相依为命，唯一的女儿又早在国外成家立业，终年难得回来一次，日常家务大抵只有一个保姆代劳，此外杂务就很难说了。当时一位朋友正博士在读，某日就“临危受命”，匆匆赶往冯宅，替他修补一个电器。某日私下谈起，那位朋友似乎受到了刺激，说到了冯先生家里，发现“咱们”从事学问之人，即便做到了“顶尖”地位，生活还是这么凄苦，家具都是老旧不堪，夫妻俩惶惶然无助如小孩，似乎蓦然让他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晚年，让他突然生起“学术何为”的大哉问来了；第二件，冯先生去世后不久，他的大批藏书就已经出现在了武大校门口旧书店上，而且多是签赠本，尤以日本学者签赠居多，开始还多是贱价在卖，直到好些人来询问，店主才意识到“奇货可居”，价格才提了上去。为此，一位在京书商前辈还辗转联系到了我，闻讯此事，也有委托我前往一探究竟的意思，可当我应求真赶往那店时，那批书自然早就被一扫而光，店老板也讳莫如深，“无可奉告”了。

我不知道这批藏书是如何流散出来的，想既然如此低价，大概率还是冯家人当废品处理的可能性最大。可叹冯先生学者一生，嗜书如命，身后也免不了这种遭遇，而且居然如此速效。相比之下，韦伯《学术与政治》里的那句名言，“无论如何，学术工作者必须考虑到一切学术工作必须承受的风险：一个人可能孜孜矻矻地努力工作，但却永远没有自己的创见”，不管事实到底如何，似乎都不足以让我更感慨了。

2026.8.27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