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电子屏，能定义谁的“耻辱”？

照片里，几位教师站在台上，身后的电子屏上，“耻辱”两个大字格外刺目。他们表情平静，甚至有些木然，仿佛早已接受某种“公开课”式的审视。这是8月26日四川凉山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真实发生的一幕。

一场县级的内部会议，因为一张照片的流出，将“教师尊严”与“行政管理边界”的追问推到了公众面前。

当“低分”被公开示众，管理者或许认为自己是在“鞭策后进”，但法律给出的判断标准，远不止“出发点是好的”这么简单。

一、一个必须被追问的问题：低分，是谁的“错”？

在讨论法律问题之前，有一个事实层面的关键信息被很多人忽略了。

凉山州教育局工作人员在回应中明确表示：“照片中涉及的成绩归属，是教师个人成绩还是学生成绩，目前尚未定论。”

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细节。如果屏幕上的“平均成绩30分/15分以下”指的是学生考试成绩，那事情的性质就需要重新审视。一个班级的成绩，受到生源基础、家庭支持、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历史欠账等多种因素影响。雷波县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山高坡陡，教育基础薄弱，把复杂系统性问题简化为一群教师的“耻辱”，既不公正，也不符合最基本的归责逻辑。

如果指的是教师个人业务考试成绩，那么问题依然存在：即便教师业务能力确实不足，是否就自动获得了被公开羞辱的“资格”？

无论成绩归谁，“公开羞辱”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触碰了法律的边界。

二、法律不禁止批评，但禁止羞辱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单位内部的管理行为，不受法律约束。其实不然。人格权保护不因“内部管理”的标签而失效。

《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这里的“任何组织”，当然包括行政机关和用人单位。进一步规定，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判断是否构成名誉权侵害，关键不在于批评是否严厉，而在于手段是否具有侮辱性、贬损性。

给教师合影的背景打上“耻辱”二字，让其在全县教育系统面前“亮相”，这不是善意的批评，更不是建设性的业务指导。这是一种典型的示众式羞辱。它传达的信号不是“你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改进”，而是“你是一个应该感到羞耻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开羞辱还可能触及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行政机关在实现管理目标时，手段必须适当、必要、不过度。即便要通报教学质量，即便要施加压力，以“耻辱”示众的方式，显然超出了合理限度的边界。管理目标正当，不意味着管理手段可以为所欲为。

同时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这意味着，如果侵权成立，承担责任的主体不是某位具体操作PPT的工作人员，而是组织这场会议、作出这一安排的行政主体。

三、这不是第一次，但理应成为反思的契机

事实上，“公开羞辱式管理”在基层并不少见。有的学校给成绩落后学生戴“绿领巾”，有的地方公示“躺平干部”，有的单位让考核末位者上台“亮丑”。每一次类似事件，舆论的反应几乎都是“不妥”，但下一次依然会出现。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部分管理者的认知中，“羞辱”仍然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他们认为，只要目的是“督促”，手段的粗糙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种认知恰恰是现代治理理念中最需要被纠正的部分。

人的尊严不应该是绩效管理的“燃料”。一个健康的评价体系，应当让被评价者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改进的方向是什么、可以获得什么支持。而不是让被评价者在公众面前低下头，承受一种近乎“仪式化”的精神惩罚。

用耻辱感驱动改进，短期或许能看到“低头”，长期积累的一定是抵触、倦怠和逃离。

四、如果“你是那个老师”，该怎么做？

法律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规定了边界，更在于它为受侵害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救济路径。这件事引发热议后，一个真正有普法价值的问题是：如果类似情况发生在你身上，你能做什么？

第一，固定证据。拍照、截图、保存会议通知和现场视频。证据是后续一切维权行为的基础。

第二，内部申诉。向学校工会、教育主管部门的人事或纪检机构提出书面申诉，要求说明该行为的依据，并要求撤销不当处理。依据是《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关于处理程序的规定——对教师的处理，必须有依据、有程序、有救济。

第三，行政投诉。如果内部申诉无果，可以向更高层级的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投诉，或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教育部统一监督举报平台反映情况。

第四，法律途径。严重情况下，可向人民法院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请求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精神损害。如果涉及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还可以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这些路径的目标，不是要让谁“下不了台”，而是要推动建立更健康的评价机制。维权的终点不是对抗，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被当做人来对待。

五、真正需要改变的，不只是那块屏幕

回到雷波。凉山州和雷波县已经介入调查，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态度。但调查的结论不应该止于“是否属实”“如何处理责任人”，更应该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一个教育行政会议，为什么会选择用这种方式来“激励”教师？

也许答案藏在雷波县的特殊性中：资源匮乏、成绩落后、考核压力层层传导。在这种压力之下，管理者急于找到“抓手”，于是选择了最直接、成本最低、也最粗暴的方式——公开羞辱。这背后暴露的，恰恰是治理工具的贫乏。当一个人手里只有锤子，他看什么都像钉子。

但教育恰恰是最不能用“锤子”的领域。教师面对的是学生，学生需要的是被尊重的示范。如果一个地方的教育管理者用羞辱来对待教师，教师又能用什么方式来对待那些暂时落后的学生？

一块电子屏可以被关掉，一组“耻辱”的字可以删去，但那种将人工具化、将复杂问题简单归责的思维惯性，需要更长时间来改变。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舆论的关注并没有滑向情绪化的对立。网友的评论中，有人说“成绩不能仅归责于老师”，有人说“开会公开羞辱十分不尊重”，这些声音本身就在传递一种更健康的公共认知：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一个数字；激励一个人，不能靠践踏尊严。

那张合影里的教师们，也许不会对这次调查结果抱太多期待。但如果这件事能让更多管理者意识到——“耻辱”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贴在别人身上的标签，那么它至少完成了一次有意义的公共讨论。

教育的起点，从来不是让人感到耻辱，而是让人看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