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议员都已经到北京了,中日关系是不是就要回暖了?恐怕没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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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日本跨党派议员团访华最后一天,中方把话说得很清楚:真正决定两国关系走向的,不是日本派了多少人来,也不是高市早苗喊了多少次“希望对话”,而是东京到底愿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纠错。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方会后透露,中方关注的已经不只是高市是否撤回“台湾有事”的错误言论,还包括日本是否真正改变对台湾问题的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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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大使也公开表示,对APEC期间改善中日关系并不乐观。
一个想见面,一个说别太乐观,这背后的信号已经很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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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最后一天,中方把“能不能谈”变成“先看日本怎么改”
这场会谈原本安排约一小时,最后持续了约两小时。
按照伊佐进一会后对日本媒体透露的信息,双方讨论的范围很广,包括青年和文化交流、在华日本人案件、稀土和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以及东海、南海等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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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决定这场会谈性质的,还是台湾问题。
据日方转述,中方明确表示,如果高市早苗此前涉及“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或者日本方面对台湾问题的认知没有变化,中方对日政策就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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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比单纯要求高市“撤回言论”更值得关注。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把所谓“台湾有事”同日本可能认定“存亡危机事态”、进而行使集体自卫权联系起来。中方随后连续提出严正交涉,并明确要求日方撤回有关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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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这次会谈,日方感受到的显然不只是“把那句话收回去”这么简单。
中方真正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有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能不能落实到政策和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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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本政府嘴上继续表示重视一个中国原则,实际却不断把台湾问题纳入日本安全战略甚至军事介入讨论,那么中方不会把这种表态视为真正纠错。
这里还涉及一个经常被日本一些舆论淡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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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已经明确,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对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同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
此后的中日政治文件又多次确认相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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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方此次强调“认知”和“实际行动”,并不是临时改变规则,而是在要求日本重新回到两国关系已经确立的政治基础上。
在标叔看来,这才是这次日本议员团访华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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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方面希望从青年交流、文化往来、经贸限制以及人员交流这些比较容易推进的议题入手,先把关系气氛缓和下来;但中方给出的逻辑却很明确,造成关系恶化的政治根源没有处理,其他领域就很难完全恢复正常。
所以,这次两小时会谈不能简单概括成“谈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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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愿意见日本跨党派议员团,本身说明沟通的大门并没有关闭。但愿意沟通,不代表原则发生变化,更不代表日本只要派几名议员来北京、表达改善关系的愿望,就能够绕过台湾和历史问题,直接推动经贸、高层往来恢复原状。
日本真正需要解决的,始终是前面的那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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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一边想恢复对话,一边不改涉台路线,矛盾就在这里
高市政府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外交姿态与实际政策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一方面,日本政府一直在释放希望保持中日沟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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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此前公开表示,希望构筑所谓“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对同中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
今年11月APEC领导人会议将在中国举行,日本国内自然也有人希望借这个多边场合,为中日高层重新接触创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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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高市至今没有撤回此前有关“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日本在台湾和安全政策上的整体方向也没有出现足以改变中方判断的调整。
这就出现了一个绕不开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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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希望北京恢复高层沟通,但北京首先看的不是日本有没有说“想谈”,而是日本有没有处理导致关系急剧恶化的根源。
中国外交部近段时间的表态实际上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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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日本跨党派议员访华之前,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就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本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但同时敦促日本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以实际行动为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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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议员团与陆慷会见当天,林剑再次把问题说得更加直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需要“认真反思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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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错”这两个字很关键。
它意味着中方并没有把目前的中日僵局理解成普通的外交误会,也不是认为双方多举行几次会议、加强一些人员交流就可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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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方看来,问题出在日本执政层的政策方向上。
如果方向没有变化,只增加会面次数,并不能改变关系的基本状态。
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日前的一番表态,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东京外交系统对现实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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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他接受朝日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到今年11月在中国举行的APEC能否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机会。
金杉明确表示,当前并不是一个可以乐观看待的局面,只能尽可能利用外交资源,让日中关系朝稳定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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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已经给日本国内那些期待“APEC一见面,中日关系自然解冻”的声音泼了一盆冷水。
作为长期在北京处理对华事务的一线外交官,金杉显然知道,当前双方之间缺的并不是一张首脑会谈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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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缺少的是政治互信。
台湾、安全、历史、经贸限制以及人员往来等问题现在已经彼此交织,只要最核心的涉台分歧继续存在,即使APEC提供了高层碰面的场合,也不意味着关系自然会出现实质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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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叔看来,高市现在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想不想见中方领导人”,而是“我准备拿什么样的政策去见”。
如果只是继续强调中日是重要邻国,希望恢复交流,同时又拒绝处理此前造成关系恶化的涉台言论,那么这样的外交姿态很难换来中方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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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在看的已经不是语言包装,而是日本是否真正重新校准自己的政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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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部有人想修复关系,但决定走势的还是高市政府
此次跨党派议员团能够访华,也说明日本国内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歧。
伊佐进一等人公开表示,对当前日中关系的困难局面感到忧虑,希望双方保持沟通,为改善关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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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此也没有完全否定,而是希望日本朝野政党和有识之士推动日本当政者改变错误做法。
换句话说,日本内部确实存在两种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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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政治力量更强调安全、台湾以及所谓战略竞争,希望继续加强日本的军事安全角色;另一部分政界、经济界以及地方力量,则更加担忧中日关系长期僵化给日本自身带来的实际成本。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现实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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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日本人交流活动上,中国日本商会就公开提到,稀土和军民两用物项出口限制、日中航班减少以及同中方相关人士会面困难等问题,已经对部分日本企业在华经营造成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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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当然希望政治关系尽快稳定。
对于一个同中国存在巨大贸易、投资和产业链联系的经济体来说,中日政治关系长期处于低位,本身就意味着企业需要承担更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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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界即使在安全问题上不断趋于强硬,仍然会有各种议员团、经济界人士和地方团体希望维持对华沟通。
但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力量能够维持渠道,却无法代替日本政府作出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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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可以来北京交流,企业可以要求改善经贸环境,前首相和民间人士也可以强调中日友好,但真正决定日本台湾政策、安全政策和外交路线的,依然是日本执政层。
如果首相官邸继续把台湾问题安全化甚至军事化,同时又希望经济界、议员团替政府修复对华关系,那么这种模式很难真正解决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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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叔看来,这就是此次日本议员团访华真正留下的结果。
它没有让中日关系突然回暖,却把下一阶段的逻辑摆到了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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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今年11月APEC期间能不能同中方领导人见上一面,而是日本政府准备以什么样的台湾政策、安全政策面对中国。
如果只是把此前一句话收回来,实际政策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推进,中方显然很难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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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连有关言论都不愿调整,却希望中国先恢复高层互动、放松有关限制,那就更加不现实。
高市政府接下来需要回答的,已经不是如何把“希望改善中日关系”说得更加动听,而是愿不愿意真正处理造成关系恶化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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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要对话,却不愿纠错,中日关系就很难跨过眼前这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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