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５年，公安机关审讯一名特务，他却低声说道：我曾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1955年4月，上海一间审讯室里，面对调查人员的追问，一名年过六旬的推拿医生始终沉默。直到对方问及他早年的经历，他才压低声音说：“我不是普通特务，我抚养过毛主席的孩子。”

这句话让在场人员一时愣住。此人自称董健吾，而在中共隐蔽战线的历史中，确实有一位以牧师身份作掩护、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董健吾。潘汉年案牵连出的，正是这段尘封多年的经历。

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家境优渥，祖父曾任县令，母系亲属也颇有产业。受家庭影响，他进入教会学校，后来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他成为牧师，能够熟练使用英语，也熟悉上海租界和教会系统的社会关系。

这层身份，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并不寻常。

冯玉祥信奉基督教，部队中常请牧师讲道。经同学浦化人介绍，董健吾进入冯玉祥部队，后来担任秘书，并辅导冯玉祥子女学习英语。接触革命者之后，他逐渐接受了新的政治主张。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白色恐怖骤然加剧。董健吾因与进步人士来往，也被列入怀疑对象。一次交谈中，他曾对浦化人说：“别人已经参加组织，我连门路还没找到，倒先上了黑名单。”

这句牢骚，反而促成了他的转变。1928年8月，经张景曾、刘伯坚等人介绍，董健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系统。他的牧师身份，为地下交通、情报传递和人员掩护提供了便利。

上海圣彼得教堂也因此成为重要联络点。教会人员、佣人、花匠和信徒之间的日常往来，给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掩护。外表看是宗教活动，背后却可能连接着秘密交通线。

1929年，军委秘书白鑫叛变，导致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同志遇害。周恩来要求尽快查明白鑫的藏身处。董健吾连续侦察，掌握了相关线索，并参与了对叛徒白鑫的惩处行动。这件事之后，他在特科中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

有意思的是，他承担的另一项任务，并不直接面对枪口，却同样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者牺牲，遗留下来的孩子无人照料。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奔波，也无法把子女带在身边。1929年底，组织决定筹办一所秘密幼稚园，董健吾负责具体落实。

经费只有500元，远远不够在上海租房、雇人和养育孩子。董健吾以“教友子女幼稚园”的名义募款，又变卖个人田产，最终租下房屋，办起了大同幼稚园。园内的保育人员多与革命者有关，孩子则包括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

193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也被送到这里。那时毛岸英8岁，毛岸青7岁，毛岸龙只有3岁。

杨开慧1930年10月被捕，同年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英勇就义。母亲牺牲后，三个孩子的处境更加艰难。毛泽民冒险将他们转移到上海，送入大同幼稚园，正是希望他们能避开搜捕，得到基本照料。

1931年春天，保育员带着孩子们到公园活动，并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里的孩子衣着整洁，神情各异。后来，这张照片成为毛岸龙留下的少数影像之一。

然而，上海地下组织很快遭受重创。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大量秘密机关和人员面临暴露风险。就在这段时间，毛岸龙患病，被送往广慈医院救治，最终因病去世，年仅4岁。

这件事给董健吾留下了很深的自责。1932年3月，幼稚园一名保育员外出后失踪，董健吾担心她被捕供出情况，只能将幼稚园解散，孩子们也被分批转移。

毛岸英、毛岸青没有立即离开董健吾的保护范围。起初，董健吾把他们交给妻子郑兰芳照看，但家庭内部逐渐出现矛盾。为了避免孩子受委屈，也为了远离巡捕房附近的危险住所，他又把兄弟俩送到前妻黄慧光那里。

1933年后，上海地下交通线遭到破坏，董健吾与组织失去联系，经济来源也随之中断。没有生活费支撑，两个孩子在寄养家庭中的处境越来越差。毛岸英年纪稍长，已经懂得保护弟弟。有一天，他对毛岸青说：“留在这里也是挨打，不如出去，至少能自己找口饭吃。”

兄弟俩就这样离开住处，在上海街头流浪。他们捡破烂、卖报纸、讨饭，甚至拉过人力车。毛岸青还曾被警察打伤头部，留下严重后遗症。直到1936年3月，两人才被重新找到。

董健吾不敢再让他们留在上海。经多方设法，他托请张学良协助转送，后来由李杜等人带往苏联，再由组织安排进入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两兄弟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步回到中国。

与此同时，董健吾仍在隐蔽战线上工作，与潘汉年保持单线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承担交通、联络和情报任务。上海局势最紧张时，许多同志陆续撤离，他因家庭和工作关系留在当地，后来与组织彻底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董健吾没有主动申报功劳，也没有以往事谋求待遇。他改学推拿，在上海行医谋生。直到1955年调查潘汉年案，相关线索重新浮出水面，这位沉默多年的地下工作者才被重新辨认出来。

1961年，陈赓受命前往看望董健吾，随后有关方面安排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70年，董健吾因胃癌去世，享年79岁。那张幼稚园合影、两名孩子流浪上海的经历，以及他在审讯室里说出的那句话，终于与这段隐秘历史重新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