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8年12月15日，安徽宿县双堆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钻进一辆坦克，试图冲出包围圈，结果被解放军拦下。有人喝令：“下来！”这位统辖十几万人的中将，只得走出车舱，成为淮海战场上最重要的俘虏之一。
双堆集战场的结局，不能只用“黄维逃跑”四个字解释。第十二兵团覆灭后，蒋介石把责任推向黄维，杜聿明却认为真正的问题出在最高统帅部，黄维本人也写下材料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几个人的说法，恰好拼出了这场惨败的复杂面貌。
1948年11月8日，第十二兵团从河南驻马店出动，任务是向东增援徐州方向。此时淮海战役已经展开，黄百韬第七兵团在碾庄陷入苦战，徐州方面急于调兵救援。黄维部队一路遭到中原野战军阻击、袭扰，行军速度不断下降，原本的增援行动逐渐变成了仓促突进。
11月下旬，黄维兵团主力渡过浍河，继续向北岸推进。问题在于，部队已经钻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袋形阵地，侧翼和后路都受到威胁。11月26日前后，黄维察觉形势不对，认为必须趁包围圈尚未完全巩固，立即向东转移。
这次突围没有成功。
部队整整攻击一天，仍未能撕开缺口。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承认，突围失败后，只能把部队收缩到双堆集一带，转入固守。此时，他与徐州“剿总”之间的联络也时断时续，前线几乎只能依靠自身判断。
双堆集并不是坚固城市，而是一些村庄和土墙房屋。百姓大多已经离开，粮食、饮水、燃料和骡马饲料都很难补充。更麻烦的是，兵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各军、师长担心损失，往往把部队缩在狭小区域内，不愿主动出击。
黄维曾组织部队向外围攻击，希望抢夺物资、摸清敌情，可这些行动规模有限，难以改变战场态势。解放军则不断推进土工作业，挖交通壕，筑掩体，逐步压缩包围圈。战场上有句话很实在：阵地一旦被压到无处展开，再多兵力也难以发挥作用。
有意思的是，黄维并非完全没有看出危险。他知道部队士气下降，也知道友军之间互相观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在杨围子被围时请求增援，黄维下令第十军派兵接应，但实际派出的兵力很少，且很快遭到阻击。熊绶春阵亡后，黄维在回忆中写道，部队已经缺乏战斗意志，各自只求保全自身。
这段话既是对部下的批评，也暴露了兵团指挥的失灵。命令发下去，下面未必执行；即使执行，也常常只做表面文章。到了这个阶段，黄维已经难以调动整个兵团，只能眼看阵地一点点缩小。
蒋介石后来认为，黄维不该在夜间突围，而应等待空军配合，趁白天在所谓“毒气掩护”下突击。杜聿明在回忆中记录了蒋介石的这一说法。可杜聿明反问，最高统帅部每天凭官邸会议和临时手谕指挥前线，命令传到战场往往已经失去时机，前线若不执行就是违令，执行了又可能正好落入险境。
“这是自找灭亡。”蒋介石曾这样指责黄维。
杜聿明却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蒋介石越过正常指挥程序，频繁干预战场。黄维后来也说，前线对上级命令感到莫名其妙，仿佛已经没有完整部署，只是在不断进行零碎应付。三人的说法互相冲突，却都指向同一个事实：第十二兵团被围后，国民党军指挥系统已经严重失灵。
12月中旬，双堆集外围阵地被逐层突破，兵团核心区域越来越小。黄维与胡琏等人判断，继续固守只能坐待全歼，于是决定突围。这个决定后来成为蒋介石斥责黄维的依据，但黄维的解释是，突围至少可能保存一部分兵力，若原地等待，整个兵团都会被消耗干净。
结果比预想更坏。突围行动混乱不堪，部队之间缺乏协同，能够脱身的只是少数高级军官和零散人员。黄维本人被俘，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等人也相继落网。第十二兵团除少量人员逃出外，基本被歼灭。
被俘后，杨伯涛曾当面斥责黄维：“你是国民党的罪人，也是共产党的功臣！”这句话并非单纯骂他无能，而是指责他把十几万部队带进了无法摆脱的包围圈。黄维没有把全部责任推给部下，他承认自己在判断、部署和突围组织上都有失误，但也坚持认为，兵团从出发之日起，就被错误的战略部署推向了绝境。
因此，黄维既不是毫无责任，也不能独自承担全部责任。徐州方面催促增援，国防部判断失误，蒋介石反复干预，杜聿明等前线指挥者应变不足，黄维则在突围失败后未能重建有效指挥。双堆集的结局，正是在这些责任层层叠加后形成的。彩票平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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