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毛泽东“真正的老师”，牺牲六十年后才被正式确认为共产党员

1918年冬，北京大学红楼，毛泽东第一次走进新闻学研究会的课堂，授课者正是《京报》创办人邵飘萍。一个是初到北京、生活拮据的湖南青年，一个是名震京城、敢于针砭时弊的报人，两人的交集并不算长，却在毛泽东日后的道路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那时的毛泽东并非北大学生，只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住处简陋，经济也十分紧张。经李大钊帮助，他得以旁听邵飘萍讲授的新闻课程。课堂上，邵飘萍讲的不是如何迎合权势，而是记者怎样接近事实、辨别真伪，以及一支笔究竟该为谁说话。

有一次，邵飘萍问学生，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有人回答学识，有人回答文采，毛泽东则强调，记者必须站在人民一边，不能只替权贵传声。邵飘萍听后很赞赏。课后，他对毛泽东说：“做文章要有事实，做人更要有立场。”

这番话未必是两人之间唯一的谈话，却准确体现了邵飘萍的新闻观。他主张新闻真实，也重视报纸的社会责任。在军阀控制舆论的年代，这种主张并不安全。报纸不是一张纸那么简单，落在谁手里，就可能成为遮掩罪行的工具，也可能成为揭开黑幕的利刃。

邵飘萍浙江金华人，早年在浙江求学，受到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影响，逐渐走上新闻道路。1912年，他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因批评地方权贵、揭露官场弊端而遭到迫害。报馆可以被查封，记者本人可以入狱，但他留下的一句话至今仍有力量：“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

出狱后，邵飘萍曾赴日本学习，并为国内报纸供稿。1915年回国后，他以“阿平”为笔名发表时评，持续批评袁世凯及北洋政府。笔名取意于“问遍天下不平事”，这不是文人的自我标榜，而是他一贯的做事方式：哪里有不平，哪里就有文章。

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他把“铁肩辣手”四个字挂在办公室里。“铁肩”是敢担责任，“辣手”则是下笔不留情面。面对军阀、官僚和外国势力，他不肯把报纸办成传声筒。正因如此，《京报》很快成为进步青年关注的报刊，也成为北洋政府眼中的麻烦。

邵飘萍对毛泽东的帮助，不仅在课堂上。毛泽东后来回忆，邵飘萍是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邵飘萍还向他提供过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对于当时正在寻找救国道路的毛泽东而言，这些材料极其珍贵。书本不能直接改变现实，却能帮助一个人重新理解现实。

有意思的是，邵飘萍并没有把新闻限制在报馆里。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他承担讲授工作，把新闻采访、时事分析和职业操守结合起来，要求学生到社会中去，而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议论。他培养的许多青年后来走上革命道路，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一门课程本身。

1919年5月3日晚，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青年情绪激烈。邵飘萍在北大红楼发表演讲，批评北洋政府的软弱，也揭露列强对中国权益的侵夺。他鼓励学生关注国家命运。第二天，五四运动爆发。《京报》随后受到压力，邵飘萍也因此付出代价。

他的报人身份广为人知，另一重身份却长期隐藏。邵飘萍在1925年经李大钊等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社会关系广、公开身份特殊，党组织没有让这层身份曝光，而是让他继续利用新闻工作开展宣传、搜集信息。对地下工作来说，公开的报馆，有时也是一处重要的掩护。

邵飘萍交游很广，既认识政界人物，也和工人、学生、戏曲艺人保持联系。他善于从各种渠道获取消息，但并不因此放弃原则。有人曾以重金拉拢他，据传张作霖方面甚至开出30万元，他没有接受。钱可以买来沉默，却买不走一个记者多年形成的判断。

1926年，张作霖势力进入北京后，邵飘萍成为重点追捕对象。4月24日，他被诱捕；4月26日，被秘密杀害于北京天桥附近刑场，年仅40岁。临刑前，他神色镇定，对押解人员说：“诸位免送。”这句话是否经过后人转述加工，细节难以完全核实，但他从容赴死的事实，早已被同时代人的记述反复证明。

邵飘萍遇害后，家属一度无法正常收殓遗体，友人和社会各界出面相助。很多人记住了他的报纸、文章和“铁肩辣手”，却不知道他还是一名秘密党员。由于历史材料分散，加之身份长期隐蔽，直到1986年，党组织才正式确认并公开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整整60年。

毛泽东称邵飘萍为“真正的老师”，并不只是因为听过几堂课。邵飘萍教给他的，是如何从纷乱消息中寻找事实，如何在强权面前保持判断，更是如何把个人才华放到民族和人民的处境中去衡量。对于一个正在探索中国道路的青年而言，这样的影响，远比一纸文凭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