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58岁老人来到原二十四军军长墓前：爸爸，这是我第一次叫你

1983年4月5日，河北阜平烈士陵园，58岁的万延祯站在一座墓前，手里攥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的人眉目清瘦，身穿军装，他从小只听母亲提起，却从未真正见过。

沉默许久，万延祯才低声喊道：“爸爸，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叫您。”这两个字说得并不顺畅，却让在场的人都红了眼眶。因为这一声呼唤，整整迟到了52年。

墓中的烈士名叫赫光，原名万锡绂，1902年出生于甘肃固原县杨郎村，也就是今天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村。赫光出身于当地较为富裕的家庭，但他后来走上的路，与家族原本安排的人生完全不同。

年轻时的赫光读书刻苦，曾就读于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求学期间，他常把家中给的学费拿出来接济贫困同学。1922年，他考入洛阳讲武堂，接受系统军事训练。

军校里的赫光，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籍，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军队究竟应该为谁而战？毕业后，他曾在吴佩孚部队任职，担任过机枪连连长、迫击炮营营长。

军阀混战让他看清了旧军队的本质。枪炮在军阀手中，往往不是用来保护百姓，而是用来争地盘、抢粮饷。1924年回到固原后，赫光亲眼见到匪患横行，百姓赶着毛驴贩煤，也可能半路被抢得一干二净。

父亲希望他留下来守住家业，妻子也已经怀孕。可赫光没有选择安稳生活。1925年，他告别父母和妻子，离开万家堡，投身革命。此后，他化名赫光，在敌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

这条路极其危险。

1926年冬，赫光被派往安徽阜阳，在高桂滋部队中任职。表面上，他是国民革命军军官；实际上，他承担着传递文件、发展党员、争取士兵的重要任务。

到1931年，他已经在部队中发展出五六十名党员，其中不少人担任基层军官。士兵长期吃不饱、穿不暖，又受到排挤和拖欠军饷，怨气不断积累。赫光看准时机，开始筹划发动兵变。

原计划在7月4日夜间行动。谁知敌方因意外泄密突然加强戒备，赫光当机立断，提前半小时下令。枪声划破平定县城的夜色，起义部队冲出重围，1100余人参加行动。

随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成立，赫光任军长。队伍打出红旗，向河北阜平转移。抵达阜平后，红军释放政治犯，开仓分粮，并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1931年7月26日，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这支队伍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却在华北革命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记。它让当地群众第一次看到，军队也可以不扰民、不抢掠，而是把粮食分给缺粮的百姓。

遗憾的是，危险很快逼近。

1931年8月，敌军沈克部假意投诚，打着“绿军”的旗号，诱骗红二十四军前去接洽。部分领导干部被扣押后，赫光仍决定亲自了解情况。8月11日清晨，他带着刘子祥和几名战士，携带粮食、肉和银元，赶到阜平法华村。

刚进村，赫光便发现四周岗哨密布，所谓“军心涣散”根本是骗局。即便如此，他没有立即退缩，而是当面向敌军讲话，劝他们共同反抗军阀和压迫。

敌人最终撕下伪装。混战中，赫光中弹，退到一盘石碾附近时，被敌军包围杀害，年仅29岁。与他同行的人员大多牺牲，遗体由当地群众秘密掩埋。

赫光牺牲时，儿子尚未出生。1931年冬，妻子李季芬生下万延祯。孩子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也只能把那段不能公开谈论的往事藏在心里。

1938年，李季芬才告诉儿子：“你的父亲是红二十四军军长，原名万锡绂。现在不能声张，好好读书。”这句话，成了万延祯关于父亲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记忆。

多年以后，他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遗骨尚未找到。1951年，母亲临终前嘱托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父亲，让他回家。”万延祯把这句话记了几十年。

他写信询问，也寻找父亲生前的战友。1957年，刑肇棠的来信证实了赫光与万锡绂确为同一人。但姓名对应上了，籍贯和遗骨仍缺少确凿证据，寻找只能继续。

1983年，万延祯带着固原民政部门同志来到阜平。在当地，他找到了赫光当年的警卫员顾昌华。老人看到照片后，一眼认出那位军长，随后又带他找到法华村见证过当年惨案的老人张承先。

张承先紧紧握住万延祯的手，说：“赫军长还有后人，长得真像他。”这句话，让半个多世纪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万延祯来到烈士陵园，在父亲墓前第一次喊出“爸爸”。那不是普通的称呼，而是一个儿子替母亲完成的牵挂，也是失散半个世纪的父子之间，迟到的相认。

1984年，阜平县青少年自发捐款，为赫光建立纪念碑。8月11日，在赫光牺牲53周年之际，固原方面又在阜平勒石树碑。碑文留下姓名，墓地留下位置，那个曾经被岁月遮蔽的身份，终于被后人清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