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求实：研究革命史的人为什么会怕杨奎松？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当代著名历史学者；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

机缘巧合，我和著名学者、华东师大教授杨奎松兄认识很早。说起来，我经常有这样的机缘，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比我年长的学者——尽管那时他们还没有暴得大名。

⚫他的学问非常深

20年前，我刚过而立之年认识杨奎松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学问非常深。那时，社会上是个全民经商的浮华年代，学问不被人推崇，对于历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这样关注。杨奎松虽然已经写了好几本书，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

我也是认识奎松以后才知道他学问很深的。我把他的学术文章，或者改一个通俗性的标题；或者敦促他改个开头结尾，在杂志上发表。

印象中，我把他写的关于“延安时期”的文章分三期连载，曾经大得好评。现今说起来，对于那段历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个“始作俑者”啦。

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创办一份杂志——又是机缘巧合，关系更进了一步。此后，我和他相继离开这份杂志。再此后，他成了著名学者，我还是一个编辑。偶尔在会上见面，还是非常亲切。

⚫“笔墨官司”是良心学者的必经之路

说杨奎松打“笔墨官司”，就是上文近一次与金一南的叫板。

金一南的《苦难辉煌》一路颂扬、一路飙升之际，杨奎松的一篇《“辉煌”莫建沙滩上——对 <苦难辉煌> 一书的正误与批评》的书评，让学术圈外的有些读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惊讶：原来这本书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四大软肋。

当然，也有的读者对杨奎松的批评很愤慨，认为他“尖刻”，是“学霸”。一场“笔墨官司”到现在也没有收场。

不过，杨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后出版的《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一书中，特意收录了这篇书评，可见他对“尖刻”、“霸道”等指责并不在意。

⚫平常的书名，硬核的内容

这本《读史求实》，是杨奎松多年来学术论文的汇集。副标题说是“读史札记”，多半有些谦虚。

譬如，考察共产国际财政支援问题的《政治独立的前提》等等，一是涉及到的问题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众说纷纭的大问题，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两万字以上的篇幅，称为“札记”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实？

▲《读史求实》一书目录

⚫苦心孤诣30年，厚积薄发

而就所论证的问题来说，杨奎松在这个领域苦心孤诣30年，厚积薄发，视野极为开阔，一个个极容易被人忽略的历史细节，在作者开阔的视野中，一旦拎起来成为论述一个大问题的索引，而这些大问题，都是关乎中国现代史不同时期的节点。这怎么能是“札记”所可涵盖的？

即以批评金一南的书评来说，杨奎松所指出该书的四大软肋，既不是“札”，也不是“记”，而是实实在在从学理上阐发的。

⚫为人低调，只论学术，不论人

因为批评了“各方忽然齐刷刷力推起《苦难辉煌》一书来”，杨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谓的“尖刻”、“学霸”的责难。其实，熟知杨奎松的人都知道，就为人来说，他非常低调，既不“尖刻”，更不“霸道”。

1996年，我和杨奎松曾一起办杂志。那是已故的著名学者郑惠先生创办的。郑惠特意邀请杨奎松来当主编，可是他却认为自己学识不够，又推荐了另一个“杨”——杨天石——来当主编，自己则屈居副主编。这样的人，怎么能和“霸道”连在一起？

不过，就学术研究来说，杨奎松倒是少有的较真，他身上多少带有一点二三十年代学者那种书斋求学的特点。

早在1980年代后期，杨奎松就与将历史作为报告文学来写的作家黎汝清，有过一场“笔墨官司”，就皖南事变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尖锐的批评了已经成名的黎汝清。

1990年代后期我和他一起办杂志时，他针对叶永烈等人纪实文学书写历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词，力主在杂志上发起“纪实文学与历史”的讨论。这场讨论中，杨奎松不但组织座谈会，组织稿子，还亲自写文章阐发观点。

▲《读史求实》内页展示

⚫学理上的较真，是为了守住历史的真实

与有人爱与名人打“笔墨官司”不同的是，杨奎松纯粹是学理上的较真。

他在书中阐述为何批评金一南时说：

“如果没有人出头对这本书提出尖锐的批评，以这本书被热炒和受推崇的情况，一定会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类似不顾历史真实的所谓历史作品跟风而起。这注定会使人们对历史的认知变得更加混乱不堪，使真正的史学研究成果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为一些主观先行、生吞活剥的文学作品的垫脚石。”

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相信读者会有这样的期待：杨奎松有更多的“笔墨官司”缠身才好。

在杨奎松他看来，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他认为，如果历史研究，不能让读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反而因为立场造成了更多的对立或伤害，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有人请教他，什么是好的历史著作？他列出了三个标准：

①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撑和出处清晰的引证

凡是那些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更别说那些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研究。正如 他在《读史求实》一书中说：

“历史已经发生了，成败是非已成过去。即使牵扯到祖辈、文化，或是党派、国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实事求是，尊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理应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着有色眼镜，无论看过去，还是看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弄清历史事实。换言之，如果我们能够暂时抛开历史中的恩怨是非，我们要发现历史真实并非没有可能。”

杨奎松能抛开历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说话，又能发掘到未解密的档案，行走在学术的雷区，在中国能这样做，并且能够做到的历史学者，实在不多。

② 其次，对历史的复杂性有充分的同情与理解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群体性的人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 因此，研究历史，不能以后来者的视角对当事人进行苛责，只有“洞察人性、悲悯人心”的历史学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 他尽量去掉了后人的审判视角，躬身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去理解历史的逻辑。

③ 最后，要能给今人以启发和深入思考的空间

中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读历史就是为了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上升为历史智慧，解决现实问题。 杨奎松一直带着问题意识做历史研究，他的写作最终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社会问题。 书写历史，他只是摆事实，并不带节奏，因为事实最能给人以启发，去掉审判视角则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深入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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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庆全，原文标题：《我眼中的杨奎松》。内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