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2月，云南扎西，中央红军正在短暂休整，周恩来和军委参谋人员讨论的，不只是下一步往哪里走，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怎样让敌人误判红军主力的去向。
中央红军刚刚完成四渡赤水中的关键转折，蒋介石调集川军、滇军和中央军，试图把红军堵在川黔滇边境。红军若全部集中行动，目标反而容易暴露。于是，一支留下来的队伍，被赋予了极其危险的任务。
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它并非凭空出现。1935年初，中共中央在扎西一带组建中共川南特委，从中央红军抽调干部和战士，进入川南、黔西北及滇东北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人数不算多，武器也有限，却要制造出“红军主力仍在川南”的假象。
“主力向东走，川南必须把敌人牵住。”
这句话概括了任务的分量。游击纵队不断袭扰川军据点，破坏交通，发动群众，有时突然攻打县城外围，有时又迅速撤入山地。敌军赶到时，往往只剩下被打乱的据点和几处脚印。
有意思的是，川军并不愿意替蒋介石拼尽全力。四川军阀与南京方面本就互有戒心，出兵围剿既可能损兵折将，也担心自己的地盘被中央军趁机接管。因此，川军在追击红军时往往十分谨慎，不愿离开四川腹地太远。
这种复杂的军阀关系，客观上给了川南游击纵队喘息机会。它在三省交界的深山中来回转移，把人数不多的队伍化整为零。红军主力则利用敌人的判断混乱，先后在赤水河流域机动作战，最终摆脱了围追堵截。
但战略目的实现后，留下来的游击队并没有随主力一同北上。
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走，而是山高路远、敌情密集，通讯条件又极为有限。游击队的驻地不断变化，联络线随时可能被切断。中央红军迅速转移后，原先用于配合主力行动的队伍，实际上被留在了敌后。
1935年3月，大石盘山一带的战斗给游击纵队造成严重损失。更大的打击接踵而来，司令员王逸涛叛变投敌。王逸涛熟悉部队编制、活动区域和联络情况，他提供的情报，使国民党军得以展开更有针对性的搜捕。
队伍一下子陷入险境。
政委徐策承担起重新整顿部队的责任，但不久后在战斗中牺牲。随后，川南特委书记余泽鸿接过领导重担。此时的游击纵队已很难维持成建制作战，只能依靠山区地形和群众掩护，采取小部队、短促突击的方式保存力量。
“队伍可以散，火种不能灭。”
这类话未必留下完整记录，却真实反映了当时游击战争的处境。红军在川南没有稳固的大块根据地，能够依靠的，是熟悉山路的群众、隐蔽的村寨，以及战士之间的信任。
国民党军多次组织围剿，游击队也曾遭遇几乎覆灭的局面。一次突围后，幸存者仅有二十余人。按常规判断，这样的队伍很难再恢复，可他们没有立即消失，而是分散潜伏，等待时机，再从村庄和山林中重新聚拢。
原因并不复杂。当地农民长期承受苛捐杂税和地方势力压迫，红军开展的减租、宣传和群众工作，使一部分人愿意冒险提供粮食、情报，甚至参加队伍。游击队每损失一次，补充力量便需要更长时间；但只要群众关系没有断裂，队伍就有重新出现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川南游击纵队与中央红军失去直接联系后，并不是完全没有接到过上级关于转移的意图。问题在于，命令能否送到、队伍能否穿越封锁线、抵达陕北后能否找到主力，都是现实难题。对一支被敌人严密包围的地方武装来说，撤退并非地图上画一条线那么简单。
于是，原本为长征主力服务的一次战略佯动，逐渐变成了长达十余年的敌后坚持。抗日战争时期，川南地区的游击力量仍在艰难活动；到解放战争后期，相关武装斗争仍有延续，直到1947年前后才告结束。
许多干部和战士没有等到队伍重新获得公开发展的机会，也没有留下完整姓名。川南山地保存下来的，不只是几次袭击和突围的记录，还有一支小部队在失去主力、失去电台、失去固定根据地之后，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的事实。它的战斗从战略配合开始，最终变成了独立承担命运的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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