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病发杂记

东京的街头，太阳照样升起来，照着那些穿了西装的、穿着和服的，也照着几个头上拖着一条黑东西的中国留学生。

那东西，我们管它叫辫子，日本人却不叫它辫子，叫“豚尾”——也就是猪尾巴。

走在路上，后头常有几个日本小孩追着，指指点点，嘴里吐出些不大灵光的笑声来。

留学生们起初大约是有些“大国上邦”的尊严的，耳根子却禁不住这日复一日的唧唧喳喳。

尊严被这“豚尾”挂着，四下里荡漾，荡得久了，也就碎成了一地的渣滓。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从抽屉里翻出一把剪刀，“咔嚓”一声，把那一条猪尾巴剪了下来。

那一剪刀下去，自然是极痛快的。

脖子陡然轻了半斤，连带着脑壳也似乎灵光了许多，仿佛一瞬间便从“大清的顺民”摇身一变，成了“文明的新人”。

然而，痛快往往只有一瞬，后患却是长远的。

剪了辫子，固然可以挺直了腰杆在神保町的书店里穿行，但中国人终究是要回国的。

彼时大清朝的太阳还没有落山，紫禁城里的老太太还在发号施令，黄龙旗还在风里猎猎地响。

在那块土地上，辫子不单是头发，它是一张朝廷颁发给你的“顺民证”。

没有这张证件，你便是叛逆，便是乱党，是要被杀头、拿去蘸面包——不，蘸馒头吃的。

鲁迅便也是这许多剪了辫子的人当中的一个。

1902年的光景，他在东京把那条猪尾巴给铰了。

脖项里空荡荡的，吹着异国他乡的风，倒也清爽。

可过了半年，家里催着回国，说是母亲给他定下了一位朱家的新娘，要他回去成婚。

这一回去，可就麻烦了。

清国的海关是认辫不认人的，没了辫子，脚还没踩上陆地，怕是就要先进大牢。

于是，鲁迅便去寻了一顶假辫子。

那假辫子是用不知道谁的废头发编成的，乌黑，死气沉沉，用个扣子或者发箍套在脑勺上。

戴上去，沉重，闷热，还散发着一股子假冒伪劣的陈腐气味。

但有了它，他才敢大摇大摆地走进家门，才敢在红烛高照的洞房里，去见那位裹着小脚、未曾谋面的朱安女士，规规矩矩地拜堂成婚。

那假辫子顶在头上，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他知道，他压下的不是头发，是恐惧。

苏雪林女士的二叔，大约也是尝过这滋味的。

他当年“断发改装”从日本归来，也是怀里藏着一条假辫子。

到了家门口，慌忙将假辫盘在头顶，团团围成一个假团辫，用发簪扎结实了，这才敢咳嗽一声，迈出大门去见乡邻。

这假辫子，真是一样绝妙的法门。

装在头上，装出的是一身“忠孝节义”的体面；藏在心里的，却是一团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

大家相视一笑，头顶上都盘着一团假发，彼此心照不宣，这便算作是同胞，算作是太平盛世里的良民了。

然而，这假辫子也并非万无一失的保险柜。

这块土地上的事情，向来是变幻莫测的。

有一阵子，义和团的“大师兄”们满街溜达，专门打量人们的头顶。

凡是看到打着团辫的人，便要斜着眼睛凑上前去，伸手硬扯。

是真是假，拉一把便知。

如果是真发，顶多痛得呲牙咧嘴；若是假团辫，手上一用力，“脱落”了下来，那可就坏了。这是“假顺民”，是“毛子”的同党！

捉进巡抚衙门，少不得一顿严刑拷打，鞭子抽得皮开肉肉绽，若遇上脾气暴躁的官老爷，当场拉到菜市口，一刀把脑袋砍下来，挂在城墙上示众。

于是，这根假辫子便显出它的神圣与残酷来：戴得对，它是掩护你苟延残喘的盾牌；戴得错，它就是勒死你脖子的绞索。

剪了辫子的留学生们，脖子上其实悬着两把刀：一把是朝廷的“通缉令”，一把是义和团的“大刀片”。

走在街上，风吹过来，都要紧一紧帽子，生怕那假辫子掉下来，落得个尸首分离的下场。

这种日子，大约也只有“清国留学生”们，才能品得其中真味罢。

原以为革命党人的枪声响了，皇帝退位了，这假辫子的戏码也就该落幕了。

谁知到了1917年的夏天，张勋领着他的“辫子军”进了北京城，把那个废帝又抬上了宝座。

这一下，北京城里可就热闹了。

先前那些剪了辫子、自诩为“民国新贵”或者“开明市民”的尊驾们，顿时如丧考妣。

街巷里不再讨论什么“民主”与“科学”，大家都在四处打听：哪儿能买到假辫子？

当初剪辫子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决绝，何等的昂扬，仿佛一剪子下去，封建专制就被切断了似的。

可如今，张勋的军警在街上搜查，凡是没有辫子的，便视为“乱党”。

于是，昨天的“革命先锋”，今天便成了四处搜刮假辫子的“慌张鬼”。

有钱的去戏班子高价买戏服上的假发，无钱的便去接闺女的辫绳，甚至拿马尾巴凑数。

当初剪掉时有多么慷慨激昂，如今找回来时就有多么狼狈不堪。

从1903年到1917年，短短十几年的光景，这顶假辫子在我们的头顶上演了一出出荒诞不经的大戏。

它先是作为避祸的“遮羞布”，遮住人们内心的怯懦与妥协；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乱世里的“保命符”，保住我们项上的那一颗颗尊颅。

造化弄人，大抵不过如此。

可见，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头发从来不单单是头发。

它是一张通行证，决定着你能否在街上平安地走过；它是一套身份系统，标示着你是“顺民”、“乱党”还是“文明人”；它更是一个时代的入场券，皇帝来了你要留着，革命来了你要剪掉，张勋来了你又得把它戴回去。

头发长在自己的脑壳上，主意却全在别人的嘴里和手中的刀子上。

只要那心中的“假辫子”没有剪掉，无论头顶上是留着真辫子、戴着假辫子，还是光着脑袋，我们便永远只是在不同戏码里穿梭的龙套，提心吊胆地扮演着“顺民”的角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