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2015年10月，广州朗豪酒店，兰世立面对1800多名企业家谈起自己的牢狱经历。台下的人关心的并不只是东星航空为何倒下，更想知道一个问题：那三年多的牢，究竟是谁把他送进去的？
兰世立没有把故事讲成单纯的商业失败。按照他的说法，东星航空停飞之后，企业陷入债务和诉讼，而他本人又被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来因身体原因提前出狱，实际服刑超过三年。
这段经历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东星的崩塌并非一夜之间发生。它既有企业高杠杆扩张的风险，也牵涉银行停贷、民间借款、行业竞争以及地方政商关系。把所有责任归结为某一个人，显然过于简单；但兰世立始终坚持，自己是被人做了局。
他真正的商业起点，并不光鲜。
1991年，兰世立拿着270元和一辆自行车，在武汉大学附近租下十几平方米的门面，创办东星电子。打印论文、销售电子产品，这些不起眼的生意，成了他最早的积累。后来，他把目光转向餐饮，建设东宫酒楼，在当时的武汉引入高档装修和标准化服务。
东宫一度生意兴隆，日营业额据称达到二十万元。但政策环境变化后，高端餐饮受到冲击，酒楼经营出现困难。兰世立没有停下来，转而进入房地产和旅游业，随后又抓住民航业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机会，创办东星航空。
东星航空的打法很激进。通过融资租赁、飞机售后回租等方式，兰世立以相对有限的自有资金撬动大规模机队。2006年首航后，东星用低价策略吸引客源，曾取得不错的客座率和经营成绩。这种扩张方式在商业上很有冲击力，但也埋下了沉重的资金压力。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航空业融资环境骤然收紧。银行减少授信，租赁成本和运营开支却不会跟着下降。东星的现金流越来越紧张，企业开始寻找新的借款渠道。
兰世立后来多次提到，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曾为其融资牵线，介绍了一家资金方。兰世立称，对方承诺提供数亿元借款，却只实际支付了首笔8000万元，之后迟迟没有按照约定继续放款。企业原本就已处在危急关头，这笔资金中断，直接加重了东星的困境。
“是他把资金方介绍给我的。”兰世立曾这样指认袁善腊。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属于兰世立一方的公开说法，并不等于已经获得司法确认的完整事实。袁善腊是否参与其中、资金方为何停止放款、各方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利益关系，不能仅凭当事人的单方面陈述下定论。
东星航空停飞后，矛盾迅速集中。2009年，东星航空停止运营，围绕接管、债务和资产处置的争论不断升级。兰世立拒绝了中国国航提出的“一元收购”方案，双方以及地方方面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随后，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刑。这个罪名与东星航空的融资纠纷并不是同一件事，却在企业破产、资产清算和政商冲突交织的背景下，被他理解为对方彻底击垮自己的关键一步。
狱中时期，东星旗下酒店、景区及其他资产相继进入处置程序。兰世立写下文字材料，表达对案件和资产处理的质疑。他认为，自己不是单纯经营失败，而是在地方权力、资本和企业之间的博弈中被推入了深渊。
有意思的是，兰世立出狱后并没有收回那句指控。面对媒体追问时，他直接说出“袁善腊”三个字。此后，袁善腊曾接受有关部门调查，2022年又被立案审查调查。不过，相关公开信息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兰世立所说的融资陷阱存在法律上的确定关联。
兰世立的经历里，既有外部环境的挤压，也有自身经营方式的问题。他依靠高杠杆扩张航空版图，企业对融资和现金流高度敏感；一旦资金链断裂，再强势的经营者也难以独力支撑。把他完全说成无辜受害者，未免失之偏颇；把他所有遭遇都归咎于经营能力不足，同样不够准确。
更复杂的争议出现在后来。2016年，兰世立因股权纠纷被指涉嫌合同诈骗，并一度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2021年，广州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其无罪。这一判决让外界重新审视他此前反复强调的“被做局”说法，但也没有自动证明东星案中的所有指控均属冤案。
失去东星航空后，兰世立又进入便利店和汽水等行业，继续采用低价、扩张和资本运作相结合的方式。有人认为这是东山再起，有人则觉得他依旧没有摆脱高风险经营的习惯。对这位企业家而言，最难回答的并非“还能不能创业”，而是每一次扩张背后，究竟有多少安全余地。
截至2024年，兰世立仍因股权问题与相关方面纠纷不断。那句“袁善腊”，成为他讲述东星覆灭时最醒目的指向；而在司法事实、商业判断和个人控诉之间，仍隔着一段不能靠一句话填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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