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格格金默玉：因家族身份一生受尽苦楚，晚年幸得邓小平相助

2007年，北京《鲁豫有约》演播室里，金默玉以一身黑色西装接受采访。她戴着黑框眼镜，语气平静，谈起自己的身世时，没有刻意摆出贵族姿态。这位1918年出生的老人，曾是肃亲王善耆的第十七个女儿，也是清朝宗室中被称为“格格”的女性之一。

她的人生，起点并不普通，却没有按照贵族家庭预想的方向展开。金默玉出生于旅顺，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清末肃亲王。清朝覆亡时，她还只是个孩子，既没有真正享受过皇室盛世的荣华，又被旧式家规牢牢约束。

在肃亲王府，女孩子坐凳子不能坐满，说话不能动作太大，耳边的坠子也不能随意晃动。逢年过节，她们要向长辈行礼，见到族人和仆役同样遵守繁琐的规矩。金默玉后来回忆，所谓格格身份，更多时候意味着被安排和被看管。

有意思的是，父亲并没有把她完全关在旧制度里。金默玉后来被送往日本求学。初到异国，她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难免孤独；但离开家族院落后，她第一次感受到不必时时顾忌礼数的轻松。

那时的她花钱并没有概念。家里按月寄来生活费，她去最好的理发店烫卷发，也会购买普通学生舍不得买的东西。卷发未必是她真正喜欢的样式，更像是她主动撕开旧身份的一次尝试。她想知道，离开格格的称呼后，自己究竟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求学生活被迫中断。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肃亲王旧宅及相关产业受到时代变动影响，家族成员的生活很快陷入困顿。过去凭身份获得的体面不复存在，能够变卖的家具和器物，成了维持生计的依靠。

此时的金默玉已经30岁，却没有稳定职业，也没有谋生技能。哥哥准备离开，曾把几个孩子托付给她，并留下少量银元。金默玉没有推辞，只说：“孩子交给我，你放心。”一句话说得轻松，背后却是一个年轻女人突然承担起数口人的生活。

钢琴、留声机、沙发等旧日用品陆续被卖掉。曾经被人羡慕的家族收藏，在饥寒和动荡面前，首先变成了柴米油盐。1950年冬，远在香港的哥哥寄来一笔钱，金默玉没有继续坐吃山空，而是开办“益康家庭食堂”。

西餐和鸡素烧没有打开局面，饭馆几乎难以维持。后来，一名四川人提出卖担担面，金默玉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答应下来。没想到，平实的一碗面让食堂有了生气。她也由此明白，真正能够支撑家庭的，不是祖上的名号，而是能不能把日子经营下去。

1954年，36岁的金默玉与画家马万里结婚。婚礼并不铺张，请帖由马万里亲笔书写，饭菜也十分简单。那件旗袍还是借来的。若按旧王府的想象，这场婚礼本该极尽排场；可金默玉看重的，已经不是仪式，而是两个落魄之人能否互相扶持。

婚姻没有持续太久。1958年2月，金默玉因家族关系及亲属问题被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这里面有时代政治背景，也有家族成员复杂经历的牵连，但金默玉本人所承受的惩罚，显然远超过她在现实中的实际行为。

她在狱中曾设法托信，希望马万里与自己离婚，以免丈夫受到牵连。马万里起初不肯，只反复说：“我等你回来。”后来，在家人的安排下，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金默玉拿到协议时，明知字迹似有不同，仍然签下了名字。对她而言，放手也是保护。

服刑结束后，金默玉被安排到天津茶淀农场劳动。多年劳作使她落下病痛，阴雨天全身酸痛，体力也难以支撑繁重工作。1979年，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邓小平，说明自己的经历、文化程度和身体状况，希望获得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这封信没有石沉大海。随后，她收到有关部门的回信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对金默玉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生活安排出现转机，也意味着长期压在身上的历史问题有了重新审视的机会。邓小平的批示和当时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使她晚年终于摆脱了旧案阴影。

获得帮助后，金默玉没有选择去日本定居，而是留在国内。她会日语，也有海外求学经历，便把余生投入儿童日语教育。1992年，她创办爱心儿童日语班；1996年5月，相关培训学校在河北廊坊挂牌。

办学初期，桌椅、教材、文具都由夫妻二人亲自筹置，积蓄也一点点投入其中。过去那个被人服侍的格格，后来亲自联系教师、安排课程、照料学生。她没有再靠家族身份证明自己，而是用一所学校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金默玉晚年患有脊柱炎，行动受到限制，却仍关心学校和孩子。她的一生没有传奇式的顺遂，只有一次次被迫改变方向：从王府少女到异国学生，从无所事事的格格到独自养家，再到服刑人员和教育工作者。那些称号逐渐褪色，留下的是她亲手过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