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8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驻地，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接到消息：负责筹集经费的管理股长快回来了。部队连日作战，弹药、粮秣都很紧张，这笔经费来得正是时候。可派去接人的战士回来时，却没有把人带回。
肖永银一问才知道，管理股长已经到了纵队司令部。王近山听说此人办事干练，纵队同样缺少经费和管理人员，便让他留下协助工作。人被截留，十八旅的经费也暂时没有着落，肖永银当即给王近山打去电话。
“这是谁定的？”
电话那头，王近山回答：“我的主意，人和经费我都留下了。”
肖永银的火气立刻上来了：“你咋了？谁定也不行！”
这段对话听起来冲，但放在当时的军队环境中，并非下级无端顶撞上级。它背后，是两名指挥员在长期作战中形成的信任，也是部队建制、干部归属和战场需要之间的一次碰撞。
肖永银是河南新县人，王近山是湖北黄安人，两地都属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两人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时间相近，早年虽不在同一条指挥线上，却都熟悉那支部队的作战传统。王近山以敢打硬仗闻名，肖永银则在勇猛之外，逐渐显出善于组织和灵活用兵的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组建，王近山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肖永银成为第十八旅旅长。王近山很快发现，这位旅长平日看起来沉稳，遇到战事却寸步不让。意见不合时，他会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可一旦命令明确，又能把个人想法放下，照章执行。
这种性格，恰好是战场指挥员需要的品质。小事上有脾气，大事上不糊涂。王近山因此格外器重十八旅，许多硬仗都愿意把它摆在关键位置。
1947年，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解放区。为牵制敌军、减轻两地压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向陇海铁路一线出击。刘伯承将任务交给第六纵队后，王近山原本考虑让肖永银率十八旅担任主攻。
临战之际，第十六旅旅长韦杰也提出承担主攻任务。韦杰同时担任纵队副司令员，作战经验丰富，主动请战不能轻易回绝。肖永银得知后没有争功，只说由组织决定。王近山权衡后，将主攻任务交给第十六旅，十八旅负责预备和警戒等任务。
战斗中，第十六旅攻入开封，完成了策应任务。十八旅虽然没有成为最显眼的突击部队，却承担了牵制和掩护。对肖永银来说，这个安排并不轻松，但他服从了整体部署。也正因为如此，王近山对他更加信任。
不久，国民党军调集重兵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刘伯承决定集中力量歼灭整编第三师，第六纵队再次承担重任。战斗在大杨湖地区展开，敌军依靠飞机、火炮顽抗，十八旅一度进展困难。
为了尽快打开缺口，肖永银将原本担负小杨湖方向警戒任务的两个营调来增援。王近山得知后立即打电话询问：“那边的警戒部队怎么调走了？敌人援军来了怎么办？”
肖永银急得回答：“现在已经火烧眉毛，顾不了那么多了！”
王近山没有纠缠语气，而是要求他迅速解决战斗，随后又调兵支援。经过激战，整编第三师被歼灭，师长赵锡田被俘。十八旅伤亡较大，王近山在肯定战果的同时，设法为其补充兵员。这样的并肩作战，使两人的关系早已超出普通上下级。
因此，1948年那场关于管理股长的争执，才显得格外有意思。王近山并不是故意为难十八旅，而是纵队同样面临经费和干部紧缺的问题；肖永银也不是只顾本旅利益，他坚持的是人员归属和办事程序。
王近山明白，管理股长既然已经留下，再送回去，纵队的困难无法解决；可若只把人留下，不给十八旅一个交代，肖永银也不会罢休。商量之后，他采取了折中办法：经费拨回十八旅，管理股长则留在纵队工作。
这件事没有发展成隔阂。肖永银拿回了急需的经费，也理解纵队的难处；王近山保留了急需的干部，同时维护了十八旅的实际利益。两人的争吵就此收场，十八旅随后投入襄樊战役等作战任务。所谓“谁定也不行”，表面是脾气，实质上却是一个旅长对部队责任的坚持。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