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时是否装有自毁系统，周总理不能拍板，毛主席批示不装？

1970年4月中旬，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已经进入发射前的最后准备。此时，技术人员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能不能升空”，还有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火箭上，究竟要不要安装安全自毁系统？

这件事看似属于技术范畴，实际牵动着国防安全、国际影响和发射成败。万一火箭升空后偏离轨道，或者级间故障导致坠落，地面是否需要及时将其摧毁？按照当时的设想，安装自毁装置，似乎能增加一道保险。

可航天工程最怕“保险”本身出故障。

有人担心，若火箭飞行正常，却因自毁系统误动作而爆炸，后果同样严重。还有一个相关设计：为了确保《东方红》乐曲只在卫星成功入轨后播放，是否加装过载开关？一旦卫星未能入轨，开关便自动切断乐音装置。

技术人员的顾虑很实际：“要是该炸的时候不炸，不该炸的时候反而炸了呢？”这句话把问题的复杂性点了出来。发射场没有谁敢凭经验拍板，周恩来也不能单独决定。

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明确表示：“这个问题，我要向政治局和毛主席报告。”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因为东方红一号并非普通试验品。它代表新中国首次进入太空，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政治和技术后果。

1970年4月17日清晨，发射基地接到通知：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东方红一号不安装安全自毁系统。这个决定意味着，火箭从点火升空到卫星入轨，主要依靠地面测试、发射程序和测控系统来保证安全，而不是把命运交给一套可能误动作的自动装置。

有意思的是，这一决定并没有让发射准备变得轻松，反而对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周恩来随后要求，从4月15日起，发射场情况每天向办公室报告。4月16日深夜，他还亲自打电话询问准备工作，强调检查必须认真、仔细、一个螺丝钉也不能放过。

这份谨慎，源于东方红一号来之不易。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消息传来，中国科学界受到强烈震动。毛泽东在同年访问莫斯科期间，多次谈到人造卫星，认为这不是一项孤立的技术成就，而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

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这句话很快转化为科研任务。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展开论证，形成“581”任务，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参与其中。

但愿望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整套工业基础。火箭发动机、制导系统、测控设备、地面发射场，几乎都要从头摸索。早期研制一度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卫星工程几经调整。直到1965年，“651工程”重新明确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计划，目标是在1970年前后完成发射。

卫星最终定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则被命名为长征一号。前者选取了当时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称，后者寄托着航天人员克服困难、持续攻关的愿望。播放《东方红》乐曲，也是在方案论证阶段确定的安排。

从工程角度说，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乐曲并不容易。乐音装置必须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还要经受发射时的剧烈振动和高温环境。更麻烦的是，乐曲能否被地面稳定接收，还取决于卫星姿态、发射轨道和测控条件。

1967年，国防科研体制调整，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科研力量得到重新整合。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研究任务纳入新的组织体系，运载火箭研制、发射场建设和测控网组建也进一步衔接起来。东方红一号的成功，靠的不是某一项技术突然突破，而是多个系统逐步形成合力。

1970年4月24日早晨，周恩来将发射请示报告报送毛泽东。报告说明火箭、卫星已经运抵基地，检查测试基本完成，拟于当晚发射，请求批示。

毛泽东批示：“照办。”

当天下午3时50分，周恩来将批准发射的消息传达到国防科委，并要求大家继续把工作做细，争取一次成功。当天21时35分，长征一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点火升空；21时48分，东方红一号进入预定轨道。

地面测控站很快接收到卫星信号。《东方红》的乐曲响起，伴随其中的还有遥测信号。那一刻，争论过的自毁系统、反复检查的螺丝钉、无数次推演的发射程序，都在轨道数据面前得到检验。

发射成功后，毛泽东曾多次提醒有关人员，不要因为成功发射一颗卫星就自满。他谈到，中国在太空中只有一颗卫星，距离真正强大还很远。随后，远洋测量船、通信卫星、返回式卫星等相关计划陆续推进，东方红一号并没有成为终点。

后来，毛泽东收到过两盘与东方红一号有关的录音资料：一盘记录卫星播放的《东方红》及遥测信号，另一盘则是卫星飞经北京上空时接收到的原始录音。关于那场发射前的关键争论，也随着这些资料和档案保存下来：周恩来负责组织协调，却没有越权决定；毛泽东作出批示，明确了“不装安全自毁系统”的最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