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0年8月，北京菊香书屋内，毛泽东正在处理文件，秘书叶子龙递来一封求职信。这样的信件并不少见，许多人以亲友、同乡甚至旧识关系，请求安排职位，毛泽东通常都婉言拒绝。
但这一次，他听到“刘策成”三个字，立即放下手中的笔：“把信拿来。”
刘策成并不是普通的求职者。他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还担任过县长和湖南省警察厅厅长。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经历本可能成为负担，可毛泽东并没有只看他的履历，而是想起了几十年前那段师生之谊。
1916年前后，刘武，字策成，任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曾因支持反袁斗争入狱。出狱后转入教育界，讲授历史。
他上课有个鲜明特点：不拘泥于课本，谈到历代政治、制度和人物，往往信手拈来。衣着也很特别，常穿粗布短衫，脚踏布鞋，与当时一些西装革履的教师大不相同。
学生起初觉得奇怪，真正听过几堂课后，却不得不服气。有人称他为“活历史”先生。毛泽东当时二十多岁，喜欢思考现实问题，也不满足于死记书本，两人的性情很合拍。
刘策成看重的不是学生背了多少条文，而是有没有志向，能不能把学问同国家和社会联系起来。他曾评价毛泽东“意气锐，思非凡”，这份判断，后来被历史证明并非偶然。
师生关系真正经受考验，是在1920年前后。毛泽东回到长沙，参与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并筹办文化书社。书社需要购置书报，也要维持日常开支，资金十分紧张。
当时毛泽东筹得的钱并不多，文化书社的启动颇为艰难。他想到了在一师任教时的刘策成，便写信求助。刘策成拿出三百元资助，并表示这笔钱算作入股，不必归还。
三百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更重要的是，刘策成明知毛泽东从事的活动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仍然愿意帮忙。这不是简单的师生礼尚往来，而是对学生选择的认可。
此后，两人各自走上不同道路。刘策成进入地方政界，先后任职于湖南一些县，因办事较为清廉，得到过“模范县长”等称誉。他主张减轻百姓负担，整顿地方事务，也曾参与修缮长沙天心阁。
身份在变，底线没有完全改变。1922年，湖南地方当局准备搜捕毛泽东时，刘策成身处相关职位，处境十分微妙。公开命令不能不执行，学生安危又不能不顾。
据相关回忆，刘策成让亲信设法传递消息，同时安排人员在城内进行声势浩大的巡查。表面看是在缉捕，实际上给毛泽东一行留下了撤离机会。毛泽东随后离开长沙，避过了一场危险。
这件事没有形成轰轰烈烈的公开记录，却体现了刘策成的处世方式：不愿站到革命队伍中，却也不肯帮助强权伤害自己的学生。后来他还主张联合抗日，因而逐渐受到蒋介石方面冷落。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湖南活动期间曾与刘策成接触，并转达毛泽东对往事的记挂。刘策成没有因此改变政治选择，晚年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专心整理《庄子》相关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策成已经年近古稀。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官员，又长期脱离实际行政岗位，谋求工作并不容易。可是他并不愿意闲居，便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到北京从事文史工作。
毛泽东回信没有让他直接进京，而是说：“不要进京来找我，你去长沙找程潜即可。”
程潜当时在湖南负责政务，熟悉当地情况，由他安排，既合乎程序，也能避免中央直接替个人解决问题。这个处理方式很有分寸：毛泽东愿意帮老师，却没有把私人情谊变成无原则的特殊照顾。
遗憾的是，刘策成拿着信回到湖南后，工作迟迟没有落实。1951年前后，已经六十八岁的他只身前往北京，并写信告知毛泽东：“工作没有安排，我来找你了。”
毛泽东没有责怪这位老师，反而派人接他到条件较好的住处，安排衣物和生活费用。随后又转告：“工作问题已经嘱托周总理安排，你先住下看看。”
不久，刘策成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聘书由周恩来签发。此后，他把多年研究所得继续整理，完成并出版有关庄子的著作，在文史研究领域留下了自己的位置。
毛泽东没有因为刘策成曾任国民党县长，就抹去他早年的资助、保护和一贯为民办事的经历；也没有因为师生关系，就绕开制度随意安插。那句“你去长沙找程潜即可”，既有照顾，也有边界，更保留了一个老知识分子重新服务国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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