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秋，云南老山前沿，我军阵地上的官兵正忙着加固工事，越军高音喇叭突然响了起来。刺耳的杂音过后，一个带着疲惫的男声传来：“同志们，是我，是你们的战友！”声音并不洪亮，却因为过分熟悉，立刻让阵地安静了几秒。
这种安静，不是害怕，而是人在听见熟人声音时本能的停顿。对面播放的，正是一名被俘我军干部的喊话。越军没有直接用枪炮制造压力，而是把俘虏的声音送到我军耳边，试图让前沿官兵产生疑虑：他是否已经屈服？他的话是真是假？自己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遭遇？
广播很快接着播放劝降内容，要求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偶尔还夹杂着对家乡、亲人的提及。越军显然明白，单纯的口号未必能动摇士气，熟人的声音却可能触碰情感。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属于战场心理战的一部分，但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冲击感会强得多。
老山地区的战斗从来不只是炮火对轰。1984年4月28日，我军收复老山主峰及附近部分阵地，此后双方在云南边境一线持续进行炮击、争夺和阵地作业。山地战场空间狭窄，双方阵地距离较近，广播、传单、喊话，都可能成为交锋手段。
有意思的是，越军的广播并非只在战斗激烈时出现。根据老兵回忆，前沿喇叭往往在相对固定的时段播放，先放音乐，再用普通话进行宣传。有华语歌曲，也有越语歌曲，之后便是带有明显攻击性和劝降意味的讲话。
但广播中的普通话并不流利，部分部队番号、战场情况也常常对不上号。对长期处于前沿的官兵来说，这些错误很容易被听出来。敌方掌握的信息是否滞后，是否在故意夸大，广播背后究竟有多少真实内容，都会成为阵地上的判断对象。
可被俘干部的声音不一样。
哪怕内容带有明显的劝降成分，熟悉的语调仍会让人感到不适。有人可能与这名干部同乡，有人曾经在同一支部队服役，也有人只是听过他的名字。战场上，敌我身份被清楚地划开；广播一响，个人记忆却被重新拉了出来。
据老兵回忆，官兵们听到这类喊话后，通常不会围着广播议论太久。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观察哨继续值守，工事继续施工，炮兵和步兵仍按各自职责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毫无波动。真正的心理承受，往往不是没有感觉，而是有感觉之后仍能把手头的事情做完。
这一点，在松毛岭的战场建设中表现得很明显。
1984年8月29日，相关部队进入松毛岭一带，承担战场建设和工事加固任务。这里原有越军遗留的掩体、弹坑和阵地，部分结构尚能使用。施工人员需要清除泥土和植被，修补被炮火破坏的部位，再根据防御需要进行改造。
山路难走，材料更难运。沙包、木材、钢筋、水泥和砖块，都要从山下分批送到半山或高地。没有机械条件时，许多东西只能靠人背、肩扛、接力搬运。白天满身泥汗，夜里还要保持警戒，广播里的声音便成了这种生活背景中的一部分。
到了1984年10月，松毛岭展开第三期战场建设。官兵在半山腰搭起简易竹棚，地面铺干草和帆布，既防潮，也便于休息。旧工事继续加固，新的火力点、掩蔽部和交通联系也逐步完善。
这些工作看似与广播无关，实际上却是最有效的心理支撑。阵地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锹土、一袋沙、一根木料垒出来的。人在持续而具体的任务中，能够确认自己身处何地、肩负什么责任，也不容易被对方刻意制造的情绪牵着走。
越军播放被俘干部喊话，目的并不只是让人“听见”，更是想让声音钻进官兵的判断之中。只要有人因此分心、怀疑，心理战便有了作用。遗憾的是，战场上的心理防线不能靠几句口号维持，还要靠组织教育、战友关系、指挥秩序以及对任务的清楚认识共同支撑。
当广播再次响起时，阵地上有人低声说：“别听它怎么讲，看我们该怎么做。”这句话或许朴素，却符合前沿官兵的实际状态。广播可以越过山谷，不能替代枪位上的判断；俘虏的声音可以被扩音器放大，却无法代替仍在阵地上坚守的人作出选择。
老山前沿的喇叭声后来成为许多老兵记忆中难以摆脱的一段声音。它没有炮弹那样猛烈，却更贴近人的内心。也正因为如此，当年官兵说起这件事时，常用的不是“害怕”，而是“不舒服”——那是对战友处境的刺痛，也是对敌方利用这种刺痛进行攻击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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