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猛将下落不明，曾向毛主席和周恩来开枪？徐向前：一派胡言！

1935年8月，四川毛儿盖附近，红军队伍正处在北上与南下的重大分歧之中。一则多年后流传的故事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意见不合，竟拔枪射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幸亏徐向前将枪口托起，子弹才打到屋顶。故事听起来惊心动魄，可历史并不是靠“屋顶弹孔”来证明的。

徐向前后来听到这件事，明确斥责：“一派胡言。”这句话并非替何畏开脱，而是强调，涉及革命历史的重大情节，必须有可靠依据，不能把传闻当成事实。

据《周恩来年谱》等资料记载，毛儿盖会议期间，周恩来因身体状况并未到达传闻所说的现场。而且，何畏也没有参加中央召开的那次会议。既然人物和地点都对不上，所谓“当场开枪”的情节，自然无法成立。

但传闻之所以能流传，也并非毫无背景。何畏确实是红军中性格强悍、脾气急躁的将领，战场上敢打敢拼，平日里也常常言辞激烈。他的真实性格，被后来加工成了一个更具戏剧性的故事。

何畏1900年出生于海南琼海博鳌，幼年随父母前往马来亚生活。那里华侨社会与殖民统治交织，进步思想传播较早。青年时期，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马来亚共产党活动，后来受到殖民当局排斥，被迫离开马来亚。

回到国内后，何畏先在厦门求学，之后又前往香港，在工厂中从事革命工作。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加广西、越南边境一带的游击斗争，也参与打击地方武装和反击国民党军队的战斗，逐渐显露出军事才能。

他用兵果断，善于在复杂地形中寻找战机，部下称他“拼命三郎”，也有人称其“小诸葛”。这些称呼，既有对他作战能力的肯定，也说明他在部队中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

1932年，何畏调入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扩编后，原第十二师与地方武装合编为红九军，何畏担任军长，许世友任副军长。许世友后来威名赫赫，能与这样的人搭档，足以说明何畏当时的地位和能力。

红九军经历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西征以及川陕根据地的多次战斗。1935年，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何畏率部作为先头力量进入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六月，双方在夹金山一带会师，这是他军事生涯中颇为重要的一笔。

有意思的是，何畏的优势与缺陷十分鲜明。他能打硬仗，却不善于克制情绪；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决断，处理上下级关系时却显得粗暴。由于海南口音较重，部分干部一时听不明白他讲话，周希汉花了时间才逐渐熟悉他的发音。

两人关系一度不错。何畏还夸周希汉聪明，但在一次战斗失利后，矛盾突然爆发。何畏把责任归咎于周希汉，双方争执起来。关于何畏拔枪的说法，流传最广的是他连开数枪，子弹从周希汉身旁擦过。事后何畏解释：“只是吓唬他。”这类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伤亡，也反映出他纪律意识和情绪控制上的问题。

真正改变何畏命运的，并不是一场并不存在的枪击，而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路线分歧。张国焘坚持南下，党中央主张北上。何畏长期受到张国焘重用，对南下主张也较为支持，因而在红军大学的行动问题上，与中央部署产生了冲突。

当时，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已经北上，红军大学也接到行动要求。何畏曾向陈昌浩报告情况，并主张派部队跟随。徐向前得知后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制止了事态继续扩大，也说明当时内部矛盾虽尖锐，却不能被渲染成双方已经发生武装冲突。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国焘的错误受到批评，一些曾经追随他的干部出现了思想波动。许世友等人也曾产生过离队念头，但在组织教育和劝导下留了下来。何畏却在延安时期离开部队，从此没有再回到革命队伍。

关于他的去向，后来出现过多种说法：有人认为他去了西安，甚至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人说他从事过学术工作；也有人说他回到故乡务农。不同材料之间相互矛盾，至今缺少能够彼此印证的确切证据。因此，何畏的最终结局，只能标注为“下落不明”，不能随意断言。

毛泽东后来谈到红四方面军干部时，曾对何畏作出负面评价。这个评价针对的，是他在关键时刻脱离组织、背离革命队伍的选择，并不等于抹去他早年参加革命和英勇作战的事实。

何畏曾经是红军中的重要将领，也确实立过战功。可军事才能解决不了政治立场和组织纪律问题。至于“向毛泽东、周恩来开枪”的故事，徐向前已经给出了清楚判断：没有事实依据，不能当作历史。真正留下记录的，是何畏在路线分歧中的选择，以及他离开延安后再也没有明确消息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