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82年初夏，一份红头文件从国务院发至轻工业部，旋即分发全国各省。文件措辞严厉：凡1977年之后未经国家批准、擅自上马的卷烟厂，一律关停整顿。
这道命令传至湖北省红安县，县政府办公室里一片死寂。红安卷烟厂的命运恰好卡在了政策的刀刃上。这个厂子的来路颇为曲折。1976年，县轻工局借了一处废弃机修车间，拉上电线，摆弄几台手动切丝机，十几个工人便开始了“试生产”。
那时既无牌子也无编制，不过是本地烟叶变成烟丝的简陋作坊。1978年知青返城，知青办为安置年轻人接手了这个摊子，加盖了几间砖瓦房。直到1981年，厂子才正式挂上“红安县卷烟厂”的牌子。
按照文件规定，正式挂牌在1981年，妥妥属于1977年之后“擅自上马”。而1976年的那段“试生产”，文件上找不到任何依据。在那个一切以红头文件为准的年代，口说无凭。
县里连续派人跑省轻工厅，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国家政策，一刀切，谁也无力回天。情急之下，有人提到了秦基伟。
从红安走出来的开国中将，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即将调任更重要的岗位。他是红安人在北京最有分量的“老乡”。县里横下一条心，选派了一位口才好、头脑清晰的干部，带着厚厚一摞材料，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秦基伟在住处接待了这位满脸愁容的家乡干部。听完来龙去脉，翻看完那份写满“恳请”“万望”的报告，这位沙场宿将沉默良久，最终只沉稳地说了一句：材料留下，在北京安心等几天，他去找人问问。
送走老乡，秦基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将那摞材料从头到尾细细翻阅。他看到了一张1976年轻工局留下的“试生产”批文，纸页泛黄，字迹模糊，但鲜红的公章依稀可辨；看到了知青办为购买一台二手卷叶机，全县干部捐出半月工资的会议记录；还看到了工厂第一批工人的名单，不少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烈士家属”。
这些东西，在秦基伟眼里不是冰冷的公文，而是一个革命老区在贫困中挣扎求存的全部希望。他心里有了底，此事的关键不在于挑战国家政策，而在于证明红安卷烟厂的根扎在1976年，在1977年的红线之前。只要能够确认这个事实，一切就还有转机。
秦基伟首先想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此人主管全国工业生产和经济计划，正是那道整顿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两人是老相识，彼此了解对方的为人。秦基伟没有通过秘书预约，直接去了张劲夫的办公室。
张劲夫正在批阅文件，抬头见是秦基伟，便开玩笑问他是不是来要枪要炮的。秦基伟接过话头，说他枪炮都不缺，这次来是“要烟”的。
秦基伟把前因后果有条不紊地讲了一遍，没有添油加醋，只是陈述事实，同时亮出了三张底牌：红安是革命老区，贫困了几十年，这个厂子是脱贫的唯一指望；厂子虽在1981年挂牌，但原始胚胎在1976年，有白纸黑字的批文为证；他来不是为了搞特殊，只请求上级实事求是再核实一下。
张劲夫听罢沉思良久，坦言原则不能破。秦基伟表示完全理解，只求组织重新核实1976年那纸批文的效力。他将那份泛黄的复印件轻轻放在桌上，说那张纸当年没人在意，如今却系着几百个家庭的饭碗。
张劲夫看着那张复印件，又看看秦基伟恳切的面容，最终收下了材料，答应让下面的人去了解情况，但他也明确表示最终决定权在轻工业部，自己只能帮忙“吹吹风”。
从张劲夫那里出来，秦基伟并未完全踏实。他又想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这位分管计划、财经工作的老战友威望很高，与秦基伟交情深厚。秦基伟再次登门，将红安卷烟厂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姚依林听完只简洁地表示：红安的事他清楚，由他来协调。
有了张劲夫从中“吹风”，又有姚依林出面协调，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国家经委与轻工业部联合派出调查组实地核实，确认了1976年试生产的事实。最终，红安卷烟厂被认定为1977年之前已存在的企业，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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