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北京，华东军区生产部长王勋回到住处，刚进门便按捺不住兴奋，对妻子徐寄萍说：“我这次出差，见到三哥了。”徐寄萍听得一愣。结婚多年，她只知道丈夫工作认真、身份普通，哪里想到他在北京还有一位“三哥”。
她追问：“你在北京还有哥哥？什么级别，能见到毛主席？”
王勋没有卖关子。这个“三哥”，正是毛泽东。
徐寄萍一时没反应过来。眼前这个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怎么会与毛主席有亲属关系？而王勋真正的身份，也不是这个使用了十多年的名字。
王勋原名毛泽全，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与毛泽全的父亲毛喜生是亲兄弟。从辈分上说，毛泽全是毛泽东的堂弟。只是两人年龄相差十六岁，毛泽东早年离开韶山投身革命时，毛泽全还年幼，兄弟之间并没有长期相处的机会。
毛泽全对堂兄的认识，更多来自乡亲们的讲述。1927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十八岁的毛泽全曾在人群中听过他的讲话。那次接触并不长，却让年轻人第一次清楚意识到，革命并非一句口号，而是要改变穷苦百姓的命运。
此后，毛泽全在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从事通讯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没有留在家乡观望，而是与侄子毛远耀等人前往延安，成为较早到达那里的毛家子弟之一。
毛泽东见到家中晚辈来到延安，特意安排湖南口味的饭菜招待他们。席间谈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学习和工作。毛泽东叮嘱他们，到了革命队伍，就要服从组织安排，踏踏实实做事，不能因为是亲属便有特殊想法。
毛泽全把这些话记得很牢。他先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又到中央党校深造。1938年，经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在皖南岩寺兵站担任指导员，逐渐熟悉部队的供给与管理工作。
真正让他改名的，并不是个人选择，而是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国共合作抗战期间，国民党方面仍在搜集延安和新四军的情况。一旦毛泽全与毛泽东的亲属关系被利用，就可能被扣上“任人唯亲”“拉山头”的帽子。
新四军政治工作干部发现这一隐患后，提醒毛泽全不要给对方留下攻击口实。经过考虑，他决定改名。临别延安时，毛泽东曾勉励他好好工作、建立功勋，于是“王勋”这个名字被确定下来。
改名之后，他并没有借此谋求便利，反而更加谨慎。工作调动中，知道他真实身世的人越来越少。连徐寄萍后来与他结婚，也只是听过“毛泽全”这个名字，并没有把它和毛泽东联系起来。
王勋的长处，在后勤工作中逐渐显现出来。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兴办卷烟厂、粮行，把经营所得用于部队供给。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部队供给部门负责人，又组织建立鞋袜厂、毛巾厂、被服厂。事情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战士能不能穿暖、吃饱、继续作战。
1942年，他与来自上海的徐寄萍相识。徐寄萍是知识分子，在供给部门担任会计。两人因工作往来熟悉起来，1943年结为夫妻。婚后，王勋仍很少谈及自己的家庭背景，徐寄萍一直把他当作一名普通的工农干部。
直到1950年，王勋赴北京出差。他想到多年未见的堂兄，便设法联系中南海，请求前去拜访。毛泽东得知消息后，也很快认出了这位失联多年的堂弟。两人谈起这些年的经历，王勋只说自己一直在部队后勤系统工作。
听说堂弟改名为王勋，毛泽东起初有些疑惑。了解缘由后，他没有责怪，反而对这个在后方默默做事的亲人表示认可。临别时，毛泽东嘱咐他，往后带妻子和孩子一同来见面。
王勋回家把这件事告诉徐寄萍，她从惊讶到恍然大悟，足足缓了好一会儿。夫妻俩高兴之余，也明白亲属关系不能成为特殊资本，反倒更要谨慎工作，不能因个人行为影响毛家声誉。
1952年，王勋一家调到北京。中秋节前后，毛泽东邀请他们到中南海做客。徐寄萍早早准备衣服，心情忐忑。车进入中南海后，她看到的并非想象中的奢华场面，而是略显陈旧的屋檐、脱漆的柱子，以及凉棚下读书的毛泽东。
毛泽东起身迎接，和孩子们亲切交谈，又询问徐寄萍的家庭和身体情况。谈到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却嫁给工农干部时，毛泽东笑着说：“这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一句家常话，化解了初次见面的拘谨。
那顿饭没有特殊排场。王勋依旧叫王勋，毛泽全这个名字也继续留在家族记忆里。对他而言，改名不是为了隐藏功劳，而是为了让自己少一些被关注的理由，把更多精力放在部队的粮秣、被服和生产保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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