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59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陵基因一件“捐献文物”的事大发脾气，徐远举站在旁边，平日那股咄咄逼人的劲头一下收了起来。这里没有枪声，也没有军令，几句闲谈，却让旧日军政系统的关系网露出了缝隙。
王陵基曾声称自己花重金收藏了一批古董，后来经鉴定，真品寥寥，甚至可以说大多不值一提。管理所方面顾及他的情绪，没有立即把话挑明。偏偏徐远举哪壶不开提哪壶，追问他为何没有像张伯驹那样受到报纸报道。
王陵基当场翻脸：“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会说假话？”
徐远举没有继续顶撞。不是他突然变得谦和，而是两人过去的身份差距，在那间屋子里依旧留下了阴影。王陵基是旧军界的地方实力派，徐远举则是保密系统里的强硬人物。论手段，徐远举并不逊色；论资历和气势，却很难压住王陵基。
有意思的是，王陵基的威势并不只来自军衔。他在四川长期掌握军政实权，做事强悍，脾气暴烈，旧部和地方官员对他多有畏惧。沈醉在回忆文章中称，重庆、万县一带有人背后叫他“王灵官”，这个称呼并非敬意，而是把他比作凶神。
关于王陵基在地方任职期间的暴行，沈醉留下了不少记述，其中有些细节极为骇人。由于回忆录带有个人立场，具体情节仍应与档案、地方材料相互核对，但他残酷治军、以强硬手段压制地方的形象，在多种叙述中都反复出现。也正因为如此，徐远举和沈醉对他有所顾忌，并不奇怪。
王陵基最爱谈的一件旧事，是自己曾打过蒋介石耳光。此事主要见于晚年回忆和战犯之间的谈资，细节未必完全一致，时间也不能简单认定为某一年。可以确定的是，王陵基早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后来又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一路升迁。
按常理说，下属冒犯最高长官，往往要付出代价。王陵基却把这段经历挂在嘴边，甚至当作一生的谈资。蒋介石没有因此公开追究，反而让这件事形成一种奇特的威慑：别人不敢向蒋介石求证，也不敢当面揭穿王陵基。
这就是旧式军政圈的微妙之处。真正令人害怕的，未必只是职务高低，而是某个人掌握着不能公开说破的旧事。徐远举熟悉保密系统的运行规则，更明白哪些话可以讲，哪些话讲出口就可能惹来麻烦。因此，在王陵基面前，他宁愿退一步。
沈醉同样不愿招惹一个叫周振强的人。周振强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早年曾在孙中山身边任卫士，后来担任蒋介石侍从系统的职务。沈醉回忆，周振强因为一次忘记替蒋介石提皮包，挨过两个耳光。
这段往事在旧部之间广为流传。有人故意拿它取笑，周振强却不愿多谈，只是冷冷回应：“打过就打过，提它做什么？”
挨过耳光，按一般人的理解是丢脸；在那个圈子里，却可能变成一种特殊资本。因为那意味着此人曾长期接近蒋介石，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资历。戴笠训斥沈醉时就提醒过，周振强不是普通军官，不能因为一个稽查人员的死，便贸然带人去抓他。
事情的起因，是沈醉系统中的一名人员在綦江胡作非为，被周振强下令处置。沈醉认为对方不给军统面子，准备调人干预。后来查明，被处置者并非军统正式人员，而是临时招募的地方人员。戴笠得知后严厉斥责沈醉，事情才没有扩大。
这件事比一场争吵更能说明问题。军统特务在地方上常常横行，但遇到有蒋介石身边经历的人，气势便会明显收敛。徐远举不敢硬顶王陵基，沈醉不敢轻动周振强，表面看是个人恩怨，背后其实是权力履历在起作用。
功德林里的战犯，曾经有将军、特务、地方实力派，也有蒋介石身边的旧人。昔日靠命令、枪械和关系维持的秩序已经失效，可那些旧规矩并未立刻消失。王陵基发怒时，徐远举仍会沉默；谈到周振强，沈醉仍会记得戴笠的警告。
一个把挨打当成资格，一个把打人当成资本。两段关于耳光的旧闻，未必每个细节都能完全坐实，却把蒋系内部那套以亲疏、资历和秘闻维系的关系，照得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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