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37年10月，上海南翔一线，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4师军官罗广文站在一处刚被炮火削平的阵地旁，反复观察日军留下的刺刀和绑腿。那时的他还不是后来名震一方的师长，却已经意识到，白刃战拼的不只是勇气，还有距离、速度和出其不意。
日军的刺杀术，确实经过长期训练。刺刀配合步枪，讲究突刺、格挡和连续进攻。中国军队装备、训练不一，近战时常常吃亏。尤其在阵地争夺中，双方距离被压缩到几米之内，枪械来不及重新装填，刺刀又可能被卡住，士兵往往只能徒手扭打。
罗广文熟悉日军的训练方式。1905年，他出生于四川忠县，早年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1929年前后回国，进入黄埔军校任教，担任兵器教官。留日经历让他看清了日军的长处，也使他更愿意从实战角度寻找破解办法。
他的治军风格十分严厉。部队行军时，士兵不得扰民，军官不得侵吞军饷，违令者受到重惩。军中流传的“五杀”要求，核心就是约束吃喝嫖赌、强取民物、贪污受贿、奸淫妇女和无故扰民等行为。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颇为少见。有人认为他过于冷酷，也有人承认，部队因此形成了较强的纪律性。罗广文并不擅长讨好上级，能够在军中逐步升迁，主要依靠的是军事能力和陈诚的信任。
1930年秋，他进入陈诚所属第18军，任炮兵中校营长。1933年，担任第14师第42旅旅长前后，他已因办事果断而出名。严厉治军并不等于战场必胜，但在混乱的近战中，令行禁止往往就是部队能否撑住的关键。
淞沪会战爆发后，罗广文率部投入罗店及其外围战斗。1937年8月至11月，淞沪地区成为中日双方反复争夺的战场，阵地几度易手。第18军官兵伤亡很大，部分连队甚至打到建制残缺，白刃战也因此频繁发生。
有意思的是，所谓“罗小刀”并不是一件能够替代步枪的神奇武器。据战场回忆和相关叙述，它是一种长度约15厘米的短匕首，便于固定在绑腿或身侧，平时不妨碍行军，近距离搏斗时才突然使用。
罗广文的设想很直接：刺刀被挡住后，士兵不必和日军继续比拼长兵器，而是迅速缩短距离，借助格挡、摔倒和扭抱制造空隙，再拔出短刀攻击。它针对的不是日军全部战术，而是刺刀战进入僵持后的瞬间。
“枪刺不进去，就贴近。”据回忆，罗广文曾这样提醒部下，“近身时，动作要快，不能犹豫。”
这类短兵器的价值，正在于突然性。日军擅长标准化刺杀训练，却未必能预料对手在缠斗中突然从绑腿处拔刀。中国士兵因此多了一种选择，心理压力也有所减轻。不过，把它称作单凭一把刀就“破掉日军无敌刺刀术”，显然过于夸张。真正决定战斗结果的，仍是火力、地形、训练和部队意志。
上海失守后，罗广文继续率部在广德、苏南、皖南等地作战。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他在崇阳、瑞昌、平江一带投入战斗。同年9月，他升任第18师师长，开始更加系统地整训部队。严明军纪与战场经验结合，使第18师逐渐形成了较强的战斗力。
1943年5月至6月，日军在鄂西发动攻势，石牌成为宜昌通往重庆方向的重要屏障。第18师负责牵牛岭等右翼阵地，第11师胡琏部承担石牌正面防御。罗广文面对日军第11军的进攻，采取了坚守与反击结合的办法，命令部队依托山地层层阻击。
牵牛岭战斗极为惨烈。日军一度逼近阵地，罗广文亲赴前线督战，要求各部守住既定位置。战斗中，双方多次发生近距离冲杀，短刀、手榴弹和步枪都成了最后关头的武器。第18师伤亡严重，但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石牌正面所承受的压力。
石牌战斗并非罗广文一人之功，胡琏第11师的正面防御、各部队的炮火支援以及长江三峡的地形条件，都发挥了作用。战役挫败了日军沿长江西进、威胁重庆的企图。罗广文与胡琏战后均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他也因作战冷峻、督战严厉，被部下和日军方面称作“冷面阎王”。
抗战胜利后，罗广文担任过第14军军长、重庆警备司令等职。1949年12月25日，他以国民党军第15兵团司令身份，在四川郫县安德铺率部起义。起义部队两万余人，随后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接待。
新中国成立后，罗广文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林业厅厅长。1956年，他因病去世，享年51岁。五年后，弟弟罗广斌参与创作的《红岩》出版并广泛流传。一个以文字留下烈士群像，一个曾在刺刀与炮火之间求生存，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由此交汇在同一段民族苦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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