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伊朗正面临其“苏联时刻”，并可能走向终结

1985年9月13日，沙特石油部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宣布，沙特将不再支撑原油价格。油价随之崩盘，苏联每年损失约200亿美元（约 1349.2亿元人民币）硬通货——用后来担任俄罗斯代理总理的叶戈尔·盖达尔的话说，“没有这笔钱，这个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盖达尔将苏联的解体追溯到那一声明发布之时。

德黑兰如今的处境比当年秋天的莫斯科更加虚弱。伊斯兰共和国几乎不再出口石油，其货币自3月以来已贬值近三分之一，首都德黑兰正在实行限电和限水措施。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周宣布了一项大规模新制裁行动，名为“经济放逐行动”，目标是该政权剩余的财政收入，其公开目标是切断“维系这个专制政权的每一条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陷入孤立”。

苏联的案例是判断此类压力能对一个已然失败的政府产生何种效果、以及需要多长时间的最佳参照。

伊朗承受的压力已经非同寻常。里亚尔兑美元汇率周日跌至202万比1，而3月份为153万比1，不到六个月贬值32%。据伊朗政府自己的统计中心数据，通胀率已接近9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伊朗经济将萎缩5.4%。

石油出口几乎完全停止：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赛尔·赫马蒂承认“我们没有在出口石油”，油轮追踪机构记录显示，自7月以来没有一艘伊朗超级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浮动存储量已从1.05亿桶降至不足4000万桶。

其他方面同样不容乐观。伊朗民众正面临轮流停电和限水。真主党已被削弱，哈马斯已不复存在，阿萨德已经倒台，核计划已被摧毁。

最高领袖于2月被击毙，由其子继任，这一继承方式既不能让体制内任何派系满意，也无法在体制外获得任何忠诚。四十年的地区冒险主义和经济管理不善，使伊斯兰共和国处于自1979年以来最虚弱的境地。

此刻与以往不同的并非制裁本身。华盛顿二十年来一直在将伊朗实体列入制裁名单，但效果有限。不同之处在于架构——三重压力同时施加，每一重都在封堵其他压力留下的出口。自7月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拦截伊朗货物，中央司令部报告称已改变65艘商船的航向，使3艘失去动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

8月19日，阿联酋在指控伊朗向其领土发射弹道导弹后，实施了无限期贸易禁运，关闭了伊朗约三分之一进口货物的通道——2024年该通道贸易额达210亿美元（约 1416.6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和土耳其对伊出口的总和——同时也是伊朗企业多年来绕过美国制裁转移资金的通道。

贝森特的制裁名单随后针对剩余领域：黄金、航空、航运、数字资产。退役将军马克·基米特称阿联酋的禁运“甚至比美国实施的禁运更具重大意义”。

这三项压力中任何单独一项，德黑兰都能挺过去。但合在一起，就堵死了重建之路。一个被切断海上通道、被切断迪拜仓库、被切断服务于这两者的金融管道体系的政权，无法重建战争所摧毁的一切——无论是防空系统、导弹工厂、代理人武装，还是核计划。这与惩罚是不同目标，而这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石油收入损失对莫斯科造成的影响值得精确说明，因为那并非破产。苏联国家直到最后都在向军人和秘密警察支付薪饷。

它无法再做的是采取行动。粮食产量停滞不前，而约8000万人涌入城市，没有石油收入，克里姆林宫不得不向西方银行借贷来养活民众。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承认：“我们在购买粮食，因为没有它我们无法生存。”

当政治局权衡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以及后来重新控制波罗的海国家时，债权人明确表明了代价，莫斯科随即退缩。帝国已经变成了苏联负担不起的东西。

华盛顿看到了这一弱点并加以施压。1982年11月签署的《国家安全决策指令第66号》针对的是罗纳德·里根总统助手所称的莫斯科“技术、贸易和信贷”战略三支柱，其前提是能源出口为克里姆林宫在海外的一切行动提供资金。

这并非要将1991年的结局全部归功于美国政策。阿富汗战争耗尽了莫斯科的国库和合法性，中央计划体制在里根1981年1月就职之前很久就已自行失败，各加盟共和国中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也超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掌控能力。

经济压力不会击垮一个健康的政权。它只是给一个已经承压的体制增加重量，并收窄执政者手中的选项。

波多雷茨去年12月在纽约去世，享年95岁。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提出了严肃的论点，但他错了。正在起作用的这场行动多年来没有产生任何峰会、任何头条新闻、任何可见的成果。

成功的衡量标准不是投降仪式，也不是政权垮台的日期。而是一个德黑兰政府：无力负担重建2月被摧毁的一切，无力出资重建真主党，并且必须在每一个车队、每一台离心机的成本与一个无法补充的国库之间权衡取舍。

莫斯科在1986年达到了那个临界点，然后又花了五年时间自欺欺人。伊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