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91年春天，台北桃园机场，张学良在赵一荻陪同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对外说法是探望子女，可在少数友人面前，张学良说得更直接：“我要去纽约，看看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正是蒋士云。
蒋士云这个名字，在张学良漫长而复杂的情感经历中并不算最响亮，却被他称作“纽约的最爱”。这句话后来经吕正操转述，才逐渐为外界所知。不过，历史中的感情很难用一句话定论，张学良究竟爱谁，旁人无法替他下结论，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和来往细节中寻找线索。
蒋士云出生于1910年，祖籍苏州，父亲蒋履福曾从事外交工作。她小时候随家人接触海外教育，既能说英语，也学习过法语，眼界和性格都与传统闺秀不同。她不是依附于谁的女子，人生道路早有自己的打算。
1927年，蒋士云随父亲回到北平，在一次外交界宴会上见到了张学良。那时的张学良正值盛年，已经是东北军的重要人物，而蒋士云还是个梳着辫子的少女，两人并未立刻产生特殊关系。
三年后，上海的一场宴会，让两人的距离近了一些。蒋士云已经长大，谈吐、外貌和见识都发生变化。张学良对英语颇有兴趣，两人常用英语交谈，话题也从日常见闻慢慢转到个人心事。
张学良曾希望蒋士云到东北大学读书。这个提议听起来亲近，却没有改变她的计划。她准备回巴黎继续学习，临行前答应给张学良写信。信确实寄了出去，有时还附上照片，但她没有把感情写得太明白。
有意思的是，蒋士云离开后，张学良身边出现了赵一荻。赵一荻因与家庭关系紧张，选择长期陪伴张学良，这段经历在当时引起不少议论。蒋士云得知此事后，没有公开争执，也没有继续追问，而是把失意带上了远行的路。
她后来在欧洲结识贝祖贻。贝祖贻的妻子已经去世，蒋士云原有的感情也因距离和变化而结束。两个处在情感低谷中的人逐渐接近，后来结为夫妻。蒋士云的人生由此转入另一条轨道，但她与张学良之间的旧日情分并未完全消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局势骤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被送往南京，随后长期失去行动自由。蒋士云听到消息后，曾借助与戴笠的关系，在奉化见过张学良一次。她回忆说，张学良当时只能读书、数数，谈不上真正自由，心情也并不轻松。
那次见面之后，两人多年没有再碰面。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蒋士云认为张学良或许有机会接近自由，便托台北方面的张家亲属设法联系。后来，在蒋经国同意下，她终于在台湾见到了张学良。
这次会面并不轻松。张学良乘车外出时，后面始终有车辆跟随，行动仍受到监视。蒋士云晚年回忆，自己与张学良见面时，赵一荻曾加以阻拦，并希望两人不要见面。她说：“我大概不懂她，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看不开的地方。”
这句话传开后，赵一荻在这段关系中的态度便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但从现实处境看，赵一荻陪伴张学良多年，对他的生活、健康和安全极为熟悉；蒋士云则代表着另一段青春记忆。两种关系性质不同，彼此之间产生戒备，也并非难以理解。
1991年，张学良抵达美国后，先到旧金山与子女团聚，随后独自前往纽约。赵一荻没有同行。蒋士云为他安排了会友、采访、口述历史以及参加宗教活动等事情。多年受限制的张学良，在纽约表现得相当轻松，甚至不需要手杖。
蒋士云回忆，那时的张学良思路清楚，说话幽默，精神状态比她预想中好得多。也正是在这段相对自在的相处中，那句“我最爱的人在纽约”被再次提起。至于这句话究竟是深情、怀旧，还是对一段未完成感情的追认，只能留在张学良本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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