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众洋洋得意，称美国正在监视中国，大言不惭还说有间谍

2026年8月27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在签署一项行政令后答记者问。话题从中国网络活动转到情报，他摆了摆手，语气轻松：“有人问中国搞间谍活动怎么看。我们也监视他们，事情就是这样运作的。”又意犹未尽地补一句：“谁说我没在做？你们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做——我没必要什么事都宣布吧？”

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第二任期刚开始的2025年初，他就在福克斯新闻的访谈中公开承认美国对中国开展网络行动，理由是“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同年接受《60分钟》专访，被直接问及中国威胁时，他回答得更直白：“很多你们说他们在做的事，我们也对他们做。我们一直在监视他们，他们也一直在监视我们。”2026年春天访华结束后，他又在媒体上扬言美国正“拼尽全力”监视中国，甚至称北京“都没有察觉”。

三次表态，场景不同，内核一致：世界头号情报大国的元首，公开承认美中之间长期存在相互监视，而且毫不掩饰。

两种读法都偏了。

中国的反间谍基本法，经历过一次“变身”。它的前身是1993年的《国家安全法》，2014年更名改制为《反间谍法》，2023年4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修订草案，由国家主席令公布，2023年7月1日正式施行。

这是这部法律施行九年来的首次全面修订，动作不小。

除此之外，修订还有三个常被忽略的看点：明确针对第三国实施的间谍行为也可适用本法；新增“安全防范”专章，把反间谍从“事后抓人”推向“事前防线”；而专门划出的第十一条写得直白——国家安全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得侵犯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一句话概括这次修订：打击面变宽了，手段跟着技术更新了，但权力边界也被写得更清楚了。

法律扩容，也引来议论。西方不少媒体把这次修订描述为“口袋罪”式扩张，担心“关系国家安全”弹性过大，商业咨询、学术交流都可能被装进去。这种担心有无道理要看执法实践，但它反过来提醒：法条给的是授权框架，不是定罪结果。一个人是不是间谍，不取决于法律写了几类行为，而取决于具体案件能不能拿出证据。

这几年，国家安全机关的普法明显多了起来，进社区、进高校、进企业，讲的多是“哪些行为可能踩线”。宣传解决的是认知问题，让人知道红线在哪；但红线划好了，不等于站在线旁边的人就越了线。从“法条存在”到“个人有罪”，中间隔着一整套证据规则。

而恰恰是这套规则，最容易在热搜情绪里被跳过。

先做一个假设。某甲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立案，涉嫌为境外刺探情报。舆论高涨之时，有人搬出特朗普8月27日的讲话：“他自己都承认美国在中国有间谍了，某甲的案子还需要查吗？”

这个推理听起来解气，在法律上却一步都走不通。

任何现代法治国家，给一个人定间谍罪，证据链至少要合上五环。主体——行为人是谁、有无责任能力；行为——何时何地以何手段实施了法定间谍行为；对象——所涉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情报，须经法定鉴定；主观——是否出于故意，按特定罪名起诉的还要证明特定意图；程序——取证合法、羁押依法、庭审质证。

五环缺一环，罪名就立不住。

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恰恰来自美国自己的法庭。

注意时间点：那是中美科技博弈最炽热的阶段，“中国窃密”几乎是美国政界的日更话题，氛围对丁林葳不可谓不利。

但2026年8月20日，查布里亚法官裁定：批准辩方无罪判决动议，撤销全部7项经济间谍罪。理由很具体——《经济间谍法》第1831条要求证明被告人“意图或明知其行为将使外国政府受益”，而检方证据只能证明丁林葳想在中国办公司、获取商业利益；在华经商受益，不等于让中国政府受益，这一步要件没有证据跨过去。7项窃取商业秘密罪维持，量刑安排在2026年9月1日。

这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判决。陪审团认定了事实，法官却依法拿掉一半罪名，理由不是“被告人无辜”，而是“这一类罪的这一项要件，证据没到位”。

政治叙事再浓——总统可以天天讲“中国偷技术”，媒体可以天天报“间谍渗透硅谷”——到了法庭上，构成要件证不出来，罪名照样倒。

反过来看中国的案子，逻辑相同。2026年6月，缅甸裔美国公民敏辛在昆明长水机场入境时被国家安全机关控制。敏辛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机构ISP-Myanmar创始人。6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确认：敏辛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已依法被刑事拘留，美方已获领事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发布的边界：发言人只确认强制措施与涉嫌罪名，卷宗不公开、证据细节不披露。8月21日，针对美方“任意拘押”之说，林剑回应：中国是法治国家，不存在所谓“任意拘押”，依法处理。

证据在卷宗里，不在口号里。

敏辛是否构成犯罪，要靠后续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出示的证据说话——既不会因为美国国务院称其为“不当拘押”就放人，也不会因为特朗普承认“互相监视”就自动定罪。

讲到这里，真正的机制才浮出来。国家元首的公开表态，确实有巨大作用，但作用不在个案层面，而在叙事层面。它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通道。

第一条通道是政治叙事。情报活动历来的规矩是“做而不说”，美国历任政府从不公开承认具体情报行动。特朗普三次在镜头前笑着说“我们也监视他们”，等于把行业惯例当众掀了桌子：情报竞争不再是阴谋论，而是大国日常。

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反间谍治理的外部叙事环境变了。当对方国家元首自己承认“我们在监视中国”，公众对身边间谍风险的认知，就从“宣传动员”变成“对方自认”。

这是对手亲口递来的注脚。

国安机关进社区普法、高校开国家安全课、企业排查网络风险，正当性不再只靠内部论证；2023年修订时“隐蔽战线斗争尖锐复杂”的判断，普通读者的体感就此不同。它还改变了外交攻防的话术——以往中方批评美国搞监听、搞网络攻击，对方常用一句“没有证据”挡回去。

如今总统本人把“we spy on them too”说得轻描淡写，“黑客帝国”“监听帝国”这类批评的论证成本被大幅拉低。

第二条通道是个案证据——这条通道，公开表态一寸也打不通。叙事可以让全社会相信“间谍活动确实存在”，却不能让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在法律上“成为间谍”。

政治叙事回答“有没有这场战争”，证据规则回答“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战斗人员”。前者总统一句话可以改变，后者必须由卷宗里一条条证据拼成。

把这两层混为一谈，是网络讨论最常见的滑坡。“美国都承认有间谍了，抓的人还能有错？”前半句是事实，后半句是跳跃。承认间谍活动存在，与证明某个人从事间谍活动，是两件事：前者是政策语境，后者是司法证明。美国法官懂这个区别，所以在丁林葳案里顶住氛围撤了罪名；中国法律同样要求这个区别，第十一条那句“严格依法办事”，约束的正是“氛围到位就收网”的冲动。

公开承认能改变舆论的温度，改变不了判决书的刻度。

有意思的是，把视线抬高会发现，中美两国在反间谍问题上的互相指责，用的几乎是同一套语法。

美国方面，2018年11月，时任司法部长塞申斯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宣称全面应对来自中国的情报和技术威胁。FBI局长雷后来在国会作证称：联邦调查局平均每10小时启动一项涉华反间谍调查，近5000起在办反间谍案件近半涉华。

但《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1年12月对该计划全部公开案件做过统计：77起案件、162名被告，最终仅约25%认罪或被定罪；近九成被告是华裔；23起案件的实质是“研究诚信”问题——未披露与中国机构的合作，而非窃密。2021年6月，田纳西大学教授胡安明案，法官直接宣判无罪，批评检方“把申请表格当成间谍手册”。

2022年2月，美国司法部悄然终止了这一计划。

这组数据的价值不在打嘴仗，而在于量化了“叙事先行”的代价：当“中国威胁”成为政治正确，近九成被告族裔标签高度集中，四分之三的案件最终证不出罪名。这正是证据规则被政治氛围挤压后的样子。

美国制度防墙并未放松。2026年8月26日，即椭圆形办公室讲话前一天，白宫签署第14420号行政令，就大容量电力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限制所谓“对手国家”实体进入电网供应链；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生物安全法案，一道接一道。讲台上笑谈“世界就是这样运作”的同一个政府，制度建设一刻没停。

反观中国，2023年《反间谍法》修订后，执法叙事始终强调“依法”二字：林剑回应相关案件的口径高度统一——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处理，不存在“任意拘押”。

中方批评“中国行动计划”泛化执法、针对华裔群体，落点也是“证据”：安全关切可以理解，但不能把族裔当证据、把隐瞒申报当间谍罪。

两套叙事互相照镜子：都指责对方“以国安之名滥权”，都要求外界相信自己“依法”。谁站得住，不看嗓门看卷宗——看每一个具体案件里五环证据链合不合得上。这对中国是提醒也是约束：批评别人靠证据说话，自己办案就更要经得起证据检验。

回到8月27日的椭圆形办公室。特朗普那句“我们也监视他们，事情就是这样运作”，大概率还会被反复播放、反复剪辑。它是好的新闻素材，也是锋利的舆论武器，但不是任何一份判决书的附件。反间谍是和平年代最隐秘的战线，对手公开承认情报活动存在，意味着这条战线比过去更真实、更近在身边——2023年法律扩容、安全防范专章入法、普法走向街头，回应的正是这个现实。

承认斗争的尖锐性，不需要情绪词来加温。

丁林葳案里那位美国法官写下的逻辑，值得所有国家的执法者照抄：政治氛围可以理解，构成要件不能含糊，证据不足，罪名就撤。敏辛案的卷宗尚未公开，最终如何认定，同样要看证据能否过堂。

总统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世界对情报战的想象，改变不了任何一个人有罪或无罪的结论。标题里可以有“洋洋得意”，判决书里只能有证据。

这大概是“世界就是这样运作”这句玩笑话里，最不好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