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夏，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徐向前元帅已经病重。前来看望他的，不是普通晚辈，而是并肩走过战火、相交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李先念。病床上的徐向前没有谈病情，也没有回忆功名，只把一件藏在心里很久的事，交给了李先念。
徐向前说得很平静：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一带。他补了一句，这些话想了很久，却从未告诉家里人，希望老战友替他记住。
这三句话，看似简单，分量却很重。那些山川并非随意挑选，而是徐向前一生军事生涯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地方。对他而言，那里有根据地，有战场，也有再没有回来的一批批战友。
徐向前和李先念的交情，起点并不在和平年代。1929年，徐向前来到鄂豫皖边区，担任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李先念当时在地方工作，后来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个带兵，一个做群众工作，最初的联系，正是从革命队伍的扩展中建立起来的。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李先念带领数百名青年参军，被编入红四军第三十三团，担任政治委员。那时的李先念没有系统军事训练，第一次参加战斗时，指挥经验明显不足。
战斗没有打好，他没有找理由，而是主动向团长请教，又去向徐向前学习。徐向前并不因为李先念出身地方、缺乏实战经验而轻视他，反而耐心讲解部队行动、地形判断和火力配合。李先念后来能够成长为一名重要军事指挥员，与这段经历有直接关系。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信任并不是在几句客套话中形成的，而是在一次次战斗中打磨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皖和川陕地区时，李先念先后参加黄安、商潢、苏家埠等战斗，逐步从政治干部走向能够独立指挥作战的将领。
1934年，红军在川北展开反攻。一次作战中，徐向前与李先念、程世才研究如何迂回敌军。徐向前主张向纵深穿插，切断敌人的退路，但上级命令随后改变了部署。战场情况复杂，命令与实际之间往往只隔着一线判断。
部队向黄猫垭方向行动后，敌我双方迅速展开激战。徐向前要求红三十军守住阵地，李先念没有停留在指挥位置，而是脱下外衣，拿起武器赶到前线。经过长时间苦战，红军最终取得胜利。对徐向前来说，这不仅是一场战术上的成功，更让他看清了李先念临危不退的性格。
1937年，西路军部队面临严峻局面，徐向前离队返回陕北，李先念则留下继续承担军事指挥任务。此后，两人分处不同岗位，但战火年代建立的信任并未中断。李先念后来谈到自己的军事能力时，曾说许多本领都是学来的，军事上主要是从徐向前那里学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工作方向发生变化。徐向前长期负责军队工作，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李先念转入地方和经济管理领域，后来担任财政部长。1954年，面对新的工作安排，李先念曾担心自己缺乏财政经验。徐向前却用战争中的道理宽慰他：“打仗不是生来就会，工作也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这番话并非泛泛安慰。徐向前亲眼见过李先念从不会作战，到能够独当一面，知道这位老战友身上有一股不服输的钻劲。李先念进入中央财经工作后，参与国家财政、银行和商业等方面的管理，逐渐完成了从军事干部到经济工作领导者的转变。
1983年，李先念撰写有关西路军历史问题的说明，因身体不适无法前往徐向前家中。年过八旬的徐向前得知后，拄着拐杖主动去看望他。李先念也坚持下床相迎，两位老人见面时彼此都拄着拐杖，笑着说：“你也拄了，我也拄了。”
那一刻没有豪言壮语，却比许多文字更能说明两人的关系。他们谈身体，也谈文章；谈往事，更谈那些在西路军岁月中未能走出来的人。共同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有些历史不能轻轻带过。
1990年9月21日，徐向前逝世。按照他的意愿，骨灰被撒向曾经战斗过的山川。由于他的身份和贡献，组织上仍安排了必要的送别仪式，但对骨灰安放方式，尽量尊重了他的嘱托。
不到两年，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临终前，他也交代亲人，希望骨灰撒到与革命战争有关的地方，其中包括大别山、大巴山和河西走廊一带。徐向前病床上的三句话，最终由另一位老战友接了过去，也由另一位老战友作出了相同选择。
他们没有留下相邻的墓室，却把最后的归宿交给了山河。战斗年代，他们在地图上研究进退；离世之后，骨灰又回到那些曾经承受枪火、见证队伍行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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