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内阁支持率下降，中方对日本提出一个要求，做不到一切免谈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方面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面临的压力还在增加。当天国际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降至近一个月低位。

这两组数据，基本勾勒出高市内阁当前最现实的处境：一边是民众支持正在下降，另一边是经济问题没有明显缓解。高市政府此前在多个领域作出强势表态，但日本普通民众最关心的，还是物价、工资、汇率和生活成本。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高调动作，就很难转化为稳定的政治支持。

高市刚上台时，日本多家媒体的民调结果一度显示，其内阁支持率处于较高水平。现在降到41%，意味着此前积累的政治红利正在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单一事件造成，而是多个问题叠加的结果。

首先就是经济。日元持续贬值，增加了日本进口能源、食品和原材料的成本。企业成本上升，最终传导到消费端。日本本身又高度依赖能源进口，因此汇率变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非常直接。即便名义工资有所提高，只要物价上涨速度过快，普通家庭的实际获得感仍然有限。

更大的问题在于，高市政府仍在计划继续增加防卫投入。日本各部门和机构提交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预算申请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然而，日本目前同时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加剧以及社会保障支出持续上升等多重压力。财政资金的分配，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议题。当普通民众切实感受到生活成本上升，而政府又在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时，争议自然会随之扩大。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又给高市政府增加了新的压力。8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在北京会见日本跨党派年轻国会议员代表团。原本计划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最终持续了两个小时。日本媒体随后透露，双方进行了激烈交锋。

日本代表团这次来北京，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日本议员希望推动恢复青年和文化交流，释放在华被拘的日本公民、放松稀土等物项出口许可等问题。日本经济界同样希望中日关系尽快稳定。因为政治关系如果长期紧张，经贸、投资、旅游和人员往来都会受到影响。

不过，中方提出的要求同样非常明确。陆慷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是清楚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希望日本政界推动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切实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

《日本时报》援引代表团团长伊佐进一的话称，中方告诉代表团，除非日本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认识，否则“中国政府无意改变对日政策”。这实际上把中日关系目前最大的症结摆到了台面上。去年以来，高市早苗发表不当涉台言论，成为中日关系迅速恶化的重要原因。对中方而言，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也是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日本如果希望恢复经贸、人文以及更高层级的政治互动，就无法绕开这一问题。

中方没有关闭沟通渠道，愿意同日本议员、友好团体和经济界保持接触。但保持交流，并不意味着原则问题可以被搁置。中方提出的要求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高市撤回涉台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这让高市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选择。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强硬路线，能巩固国内部分保守力量的支持，但可能让中日关系继续处于低位，日本企业、旅游业和部分地方经济由此承受的压力也将增加。反之，如果高市撤回涉台言论，又需要面对国内保守派的政治压力。

而41%的支持率，正在压缩高市内阁处理这些问题的空间。高支持率时期，政府可以承担更大的政策风险。但当支持率持续下降，经济问题不断积累时，每一个外交决策都会受到更加严格的国内审视。日元跌破160、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民众生活压力增加、中日关系迟迟无法改善，这些事情单独看属于不同领域，放在一起却都在指向同一个问题：高市内阁需要拿出实际执政成果。

日本跨党派议员主动来到北京，本身已经说明，日本政界并非所有人都愿意看到中日关系长期僵持。日本经济界近期不断释放访华信号，同样反映出缓和关系存在现实需求。但决定中日关系能否真正发生变化的，最终仍然是日本政府。

中方已经把要求说得很清楚，台湾、历史等原则问题涉及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能一边维持错误言行，一边要求经贸、人文等领域恢复正常。高市政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多的议员访问和民间沟通，也很难替代政府层面的政策调整。接下来高市面临的真正考验，已不在于还能发出多少强硬声音，而在于能否在国内经济和对外关系上交出看得见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