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世后，汪东兴连读三遍悼词，提出一条意见，华国锋：同意

1976年9月16日，北京中南海政厅，毛泽东逝世后的追悼会筹备会议正在进行。距离9月18日追悼大会只剩两天，悼词稿已经摆在桌上，但汪东兴没有到场。他守在毛主席遗体旁，请周启才代为转达意见。

周启才在会上说，汪东兴已经把悼词看了三遍，认为稿子基本可以使用，不过有一处还应补充。会场一时安静下来，大家都在等着听这条意见。

汪东兴提出，希望在悼词适当位置加入毛主席的一段重要指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并不是对文字的普通修改。汪东兴的意思很明确，毛主席一生反复强调的原则，应当在悼词中留下清楚而完整的表达。华国锋听完后，当即表示同意，并请负责修改悼词的同志按这一意见办理。

两天后，9月18日下午，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宣读悼词时，现场气氛极为沉重。对汪东兴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政治活动，也是他与毛主席近三十年相处后的最后一次公开告别。

汪东兴能够提出这条意见，与他特殊的经历有关。1947年，胡宗南部队重点进攻陕北，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毛主席没有把安全寄托在口号上，而是采用灵活机动的办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6月，敌军逼近王家湾一带。毛主席原本想留下观察敌情，周恩来、任弼时担心安全，劝他立即转移。毛主席却说：“我要看看敌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句话听来平静，实际却把警卫和指挥人员都推到了危险边缘。

有人随即提出，既然只是观察敌情，不妨由别人代替。毛主席转头问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等敌人？”汪东兴没有犹豫，只回答：“主席让我留下，我就留下。”

随后，他带着一个加强排和电台留在原地。面对数量占优的敌军，汪东兴没有硬拼，而是利用地形、天气和夜色，不断制造我军兵力较多的假象。敌人迟迟摸不清情况，行动被拖延，中央机关因此获得了转移时间。

完成任务后，汪东兴又率部撤到安全地点。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得知经过后，对这次行动给予肯定。后来，敌军继续追踪中央机关，汪东兴又带领部队在高家川一带设置伏击，尽量让敌人疲惫、迟疑，不敢贸然推进。

这类任务看似只是警卫工作，实际上考验的是判断力、执行力和临机处置能力。汪东兴并非临时被推到毛主席身边的普通警卫人员。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长期在部队和机关中工作，熟悉军事、警卫与组织事务。

毛主席看重的，也不只是他能挡子弹。更重要的是，汪东兴在危急时刻能够听懂指令，迅速行动，又不机械执行。该坚守时坚守，该撤离时撤离，这种分寸感，在战争年代尤其难得。

1949年3月，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主席把进京称为“赶考”，汪东兴负责警卫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公安、警卫等方面的重要职务，但守护毛主席安全始终是其核心职责。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无论是在中南海工作，还是陪同毛主席出访苏联，他都承担着严密的安全保障任务。毛主席曾说：“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这句话没有华丽修饰，却说明了长期信任形成后的默契。

汪东兴还经常代毛主席传达重要信息，或代表毛主席看望有关同志。对一位长期处于最高领导人身边的警卫干部来说，忠诚只是起点，谨慎、可靠和守口如瓶同样重要。正因如此，毛主席把许多涉及身边事务的工作交给了他。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汪东兴此前已经了解毛主席的病情，却仍然难以接受。遗体保护、追悼会筹备和相关事务接踵而来，他只能压住悲痛，继续履行职责。

所以，9月16日那条建议，既是对悼词内容的补充，也是汪东兴留给毛主席的一份特殊心意。他没有讲个人回忆，也没有强调自己的功劳，只要求把毛主席反复强调的那段话写进悼词。

1980年2月，汪东兴辞去职务。此后，他仍会在毛主席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前往纪念堂瞻仰、献花。2015年8月21日，汪东兴在北京逝世，按公历年龄计算为99岁，虚岁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