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8年，清廷在长江中游与下游之间重新布置水面防务，驻扎太平府的长江水师提督，接到了一份与众不同的职责清单。江面、湖泊、支河，凡是划入水师汛地的区域，都归他统辖；遇到跨省案件，还要同沿江督抚会商办理。
这件事放在清代官场里，颇有些特殊。绿营提督品级虽高，却通常仍受总督、巡抚节制。唯独长江水师提督，既管兵，又跨越数省，和地方督抚之间没有明确的上下隶属关系。严格说，他不是完全不需要地方配合，而是督抚不能像对待普通提督那样直接发号施令。
这种安排，源头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湘军兴起后，曾在长江流域建立水师，承担封锁江面、运输军粮和配合陆军作战等任务。战事结束，湘军水师没有立刻消失，清廷反而将其改造为常设性的内河武装。
同治七年，长江水师正式在湘军水师基础上编成。它和福建、广东等地的水师不同，主要不是出海作战，而是巡江捕盗、查缉走私、守护关卡。说白了，这是一支沿着长江铺开的治安与防务力量，防区横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
长江水师的辖区有多长？章程所说，上自荆州、岳州，下至江苏崇明，两岸支河和内湖也在统辖范围之内，水程超过五千里。如此漫长的水面，若仍交给某一省督抚管理，必然会出现各管一段、互相推诿的麻烦。
因此，清廷在长江水师之下设置岳州、汉阳、湖口、瓜州、狼山五镇，由总兵分段负责。水师共六标、二十四营，兵力约一万二千人。提督驻太平府，另在岳州设行署，通常一年之中分驻南北两地，以便照顾上下游防务。
有意思的是，长江水师虽然脱胎于湘军，却被重新套进了绿营的制度框架。各营按照副将、参将、游击等官阶区分，基层仍有都司、守备等职级。这说明清廷既想利用湘军水师的实战经验，又不愿让它继续保持旧式私人军队色彩。
真正关键的地方，在于水师与各省究竟怎么分权。
章程规定，凡是水师与地方陆营发生交涉，双方应当会商后分别奏请；地方事务若涉及水师，也由督抚与提督共同商办。这个措辞看起来平淡，实际却划出了一条重要界线：长江水师提督拥有独立的辖区，沿江督抚不能越过他的汛地直接调动水师。
湖北境内，长江及部分江面归长江水师负责；荆州以上至宜昌、巴东，以及汉阳以上的襄阳、郧阳等河道湖汊，则由湖北方面另行设防。湖南方面，长江江面和洞庭湖归水师，湘江、沅江等水域仍由湖南地方负责。
江西的江面与鄱阳湖划入长江水师，吴城以上的省河及东西支流，则由江西自行防守。安徽境内也采取类似办法，江面和临江湖泊归水师，淮河及相关支河湖荡由地方总兵和督抚共同管理。
到了江苏，江面仍属长江水师，镇江以东的支河湖荡则归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和江南提督负责。狼山镇虽隶属长江水师系统，却保留了听从两江总督、江南提督节制的旧安排，足见清廷在制度设计上并非一刀切，而是处处留下了协调空间。
每年春季，长江水师提督会同湖广总督，在武昌江面检阅岳州、汉阳两标；秋季则会同两江总督，检阅湖口、太平、瓜州、狼山四标。检阅是共同进行的，但并不等于提督成为督抚的属官，更多是为了让跨省水师与地方行政保持联系。
当时官场上甚至有人这样概括：“水面归提督，地方归督抚，交界之事一同商办。”话虽直白，却把长江水师的特殊位置说清楚了。
当然，这种独立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长江水师防区太长，事务太杂，若提督事事看某一省督抚脸色，军令很快就会被省界切碎。清廷让他直接承担跨省责任，实际上是用一个专门机构弥补地方行政分割的缺陷。
所以，长江水师提督之所以显得“硬气”，不只是因为官阶高，更因为他手里握有明确的跨省水面辖权。黄翼升、彭玉麟等人，本来就是湘军水师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后来担任这一职务，也说明清廷对人选格外看重。
清代提督大多仍在督抚体系之下，长江水师提督却成为少见的例外。他不能绕开地方办事，地方也不能随意越过他调兵。两者之间，靠的是章程规定的会商，而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命令。这个职位的特别，正藏在这层微妙而严密的制度关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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