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下，杨虎受邀参加开国大典。此时的他，已经不是蒋介石阵营里的上海警备司令，而是一名被共产党方面接纳、安排在北京生活的旧军人。很少有人想到，9年之后，这位曾经受到礼遇的人，会因投敌叛国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杨虎早年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他曾奉命前往川渝活动，并期待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遗憾的是，儿子杨安国在婚礼当天突然离开，间接使杨虎失去了这次机会。
这场婚姻原本由宋美龄出面撮合。杨安国早已另有所爱，不愿接受包办安排，婚礼现场因此闹出风波。宋美龄大为不满，蒋介石也没有再把重要职位交给杨虎。后来杨虎经营保险公司失败，情绪低落，长期闲居上海。
转折来自杨杰。杨杰曾任驻苏联大使，回国后劝杨虎利用旧日关系，联络川军将领和各界人士，推动抗日救亡。杨虎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到周恩来，双方逐渐建立联系。他仍保留着旧军界的身份，却开始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拉开距离。
抗战胜利后，杨虎在上海成立“兴中学会”，借公开社交活动掩护各种联络。周恩来离开上海前，曾到杨虎家中辞行。特务发现这一情形后，陈立夫直接上门质问。杨虎装作若无其事地说：“老朋友来坐坐，有什么值得惊讶的？”这番话虽然没有消除怀疑，却让对方一时找不到证据。
杨虎的作用，不只在于传递消息。1947年，章伯钧遭到国民党追捕，曾在杨虎公馆暂避。杨虎设法弄到海员服，帮助章伯钧化装登船前往香港。后来张澜、罗隆基在上海疗养期间被特务监视，处境十分危险，杨虎又安排亲信阎锦文、周力行参与营救。
阎锦文当时在上海警备系统任职。他借口两位民主人士病重，不宜转押，争取到看守任务。接到处决命令后，他带人替换特务，假称奉命提押，将张澜、罗隆基接出疗养院，再送到杨虎公馆。地下党人员随后负责转移，两人由此脱险。
值得一提的是，杨虎还参与过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联络。1948年7月，吴化文准备在济南战役前起义，曾通过旧关系与杨虎取得联系。杨虎安排其代表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接触。后来吴化文率部起义，对济南战局产生了影响。
淮海战役期间，杨虎曾秘密前往徐州，试探地方军政人员的态度。贾旺起义发生后，蒋介石立即追查相关线索。蒋介石问他为何去徐州，杨虎回答：“只是受刘峙邀请，过去叙旧。”蒋介石显然并不完全相信，只提醒他共产党不会忘记旧账。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多次要求杨虎前往台湾。杨虎表面答应与杜月笙一同赴港，实际上却在途中设法脱身，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考虑到局势尚未稳定，邀请他到北京暂住。
杨虎抵达北京后，受到接见，并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周恩来还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安排他担任政务院顾问，提供住所、秘书、警卫和生活补贴。这份安排，既有对其统战贡献的肯定，也包含对其历史问题的审慎处理。
然而，杨虎并不满足。他曾要求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希望重新进入政治中心。有关方面提醒他，1927年“四一二”政变期间，他曾参与上海帮会行动，后来又担任上海警备司令，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过镇压，这段历史不可能被简单抹去。
愿望落空后，杨虎逐渐产生不满，开始收听国民党方面的广播，并与台湾特务恢复联系。1958年，他试图通过日籍侨民向香港转交写给蒋介石的密信，提出借助外部力量反攻大陆、配合内部活动的设想。信件在出境环节被查获，案件随即侦破。
1958年，北京法院审理杨虎投敌叛国案。面对查获的亲笔信，他仍辩称只是私人交往，并非真正行动。法院最终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因年老多病准许监外执行。1966年3月，杨虎在医院病逝，终年79岁。半生周旋于军政、帮会与统战之间，他留下的，正是一段功过交错而又晚节失守的复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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