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2日凌晨,重庆石门大桥附近,出租车司机李泽勇把车停在滨江路边,拨通了报警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带着川渝口音:“有个妹子可能要跳江,麻烦快点派人来。”
这通报警电话,后来成了李泽勇留给世人的最后声音。民警赶到时,路边出租车亮着应急灯,车却空着。沿江搜索后,岸边只留下男士旅游鞋和手机,江面漆黑,水流明显比平日更急。
不远处,一名被惊醒的船工告诉民警,刚才听到有人喊“救命”,还听见一句“小妹起来”。但女子没有回应,男人的声音也很快消失在江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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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天重庆刚下过大雨,嘉陵江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警方判断,李泽勇发现女子跳江后下水施救,最终两人都被卷入江中。经过两天搜寻,5月24日,两人的遗体分别被打捞上岸。
李泽勇并不是公众熟知的大人物。46岁时,他只是重庆公运出租车公司的一名普通驾驶员,2011年3月才入行。可在同事眼里,这位“李哥”有些事做得很实在:乘客遗失物品,他总想办法寻找失主,找不到便交回公司;遇到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会多搭一把手。
有一次,一名患病老人坐上他的车,途中身体不适。李泽勇把老人送到医院,又替对方排队挂号、缴费,直到把老人送进诊室才离开。那趟车,他没收车费,连自己垫付的挂号费也没有提。
同事胡师傅曾说:“李哥不是做样子,他平时就是这样。”这句话并不华丽,却比许多评价更能说明问题。李泽勇家里并不宽裕,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自己还患有胰腺炎,刚做完手术不久,身体没有完全恢复,就重新开车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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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他没有党员身份,却被大家认可为“党员示范车组”的模范驾驶员。原因很简单,工作没有投诉,服务认真,遇到事情肯往前站。夜班辛苦又危险,和女司机搭班时,他还常常主动把夜班接过来。
李泽勇去世后,最难承受的不是一场追悼会,而是留下来的生活。母亲年事已高,儿子李杰19岁,正在读大学。父亲每月从收入里挤出700元给儿子做生活费,如今这个固定来源突然断了。
李杰抱着父亲遗像参加告别仪式,神情茫然。他曾忍不住问:“父亲身体还没恢复,怎么能下水?”这不是责怪,更像一个年轻人面对突如其来生离死别时,无法找到出口的疑问。
2011年5月下旬,石桥铺殡仪馆举行追悼会。许多出租车司机组成送行车队,胸前别着白花,车上挂着悼念横幅。前来送行的,有同事、乘客,也有素不相识的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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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外地乘车来重庆,托同行转交300元;一位老人拿出1万元,说想留给李杰交学费。钱数有多有少,来处各不相同,却都带着同一个意思:这名司机的选择,不能只由他的家人独自承担后果。
追悼会前,一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走到灵堂门口。他没有挤进人群,只对着李泽勇的遗像深深鞠了一躬。随后,他找到李泽勇父母,递上一只信封,里面装着1000元。
信封上写着“被救者家属”。男人叫龚泽,是那名轻生女子周春燕的丈夫。他跪在老人面前,哭着说:“对不起,是我没有拦住她,也连累了李大哥。”这1000元并不能补偿什么,龚泽心里清楚,它只是一次迟到的道歉。
周春燕出事前,夫妻俩发生过争吵。她摔门离开时,龚泽没有追出去。等他意识到事情严重,已经无法挽回。妻子没了,李泽勇也没了,两个原本普通的家庭,几乎同时失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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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母起初不愿收钱:“你家里也有孩子,拿回去给娃读书。”龚泽坚持留下,几乎再次跪下。老人最终收下了这笔钱,却没有责怪他。她知道,悲剧已经发生,任何一句重话都不能让儿子回来。
龚泽后来提出,每年清明都来给李泽勇扫墓。这个承诺没有写进什么正式文件,却一直被他记在心里。两家人并未因此成为亲密亲属,但逢年过节仍会联系,彼此知道对方过得怎样。
有关部门随后为李家提供帮助,李泽勇所在单位也持续关照李杰。李泽勇被追授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家里获得慰问金,社会捐助和学校方面的支持也陆续到位。李杰靠着这些帮助完成学业,后来回到家乡经营一家小五金店。
李泽勇的骨灰被带回渝北张关安葬。多年以后,李杰仍会与姑姑李小玲一起前往墓地。清明节,龚泽一家也按约前来。江水依旧流过石门大桥,而那通报警电话、岸边留下的鞋子和手机,始终留在重庆出租车行业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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