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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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

作者：蒋国海

摘要：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发动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共产国际及时转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对秋收起义的发动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共产国际在秋收起义的酝酿、计划、发动和进行中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秋收起义的失败与共产国际指导的失误也是分不开的。

80年前发生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壮举，共产国际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探讨共产国际与秋收起义的关系，实事求是地评价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和研究秋收起义及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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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时转变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对发动秋收起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和五月紧急指示，推动了中共对土地革命的认识和对武装斗争的重视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大革命进入了紧急时期。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出于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愤怒，纷纷要求进行武装反抗，“以暴动对暴动’。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领导，党内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重视。正当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密切关注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上，改变了过去利用甚至依靠蒋介石的做法。

1927年4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措辞强硬的《关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告全世界无产者、农民以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书》，严正指出：“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同伙，是国民党革命派的敌人，是工人运动的敌人，也是共产国际的敌人”。根据这一文件精神，鲍罗廷、罗易于4月22日发表《第三国际代表团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指出：“扑灭封建制度权力和反动的资产阶级。”

铲除蒋介石主义的根株，这在国民革命发展中的最近阶段上，要算是主要的工作。这表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方针有了重大的改变。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紧急时期的斗争策略。关于土地革命，决议案指出：“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主要。关于武装斗争，决议案指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诚然，共产国际的这些政策思想，是在承认武汉政权是“革命中心”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一定的缺陷，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视。

会议结束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发来重要电报，即五月紧急指示。

这个指示针对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强调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关于土地革命，该指示强调：“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五月紧急指示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在建立军队的问题上提出了一项更具体的任务，这就是要：“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五月紧急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军队的要求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的，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大的启发。它对党内坚持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探索给予了肯定，在思想上对中国共产党人迅速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中共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思想进一
步发展，武装起义也正在酝酿之中

1927年6月中旬，毛泽东与李立三、郭亮召集从湖南来到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近200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1927年7月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既无办法，‘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曾提出一个湖南暴动计划，“他（指毛泽东）认为即使武装起义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该上山。毛泽东同志自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就明确指出农民武装在处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即应上山。

蔡和森在1927年6月25日写给中央常委的信中也疾呼：“要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他指出，“我们必须坚决的自觉的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这表达了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坚决要求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举行武装起义的心声。蔡和森还提出一个解决两湖问题决议案，中心内容就是武装工农，进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代表“鲁易（罗易）看完两湖议决案之后，表示完全同意，认与国际来电相合”。这说明中共党内已萌发的武装斗争思想，与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是一致的。

（三） 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为中央作出秋收起义的决策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当宁汉合流日趋明朗、汪精卫策划“分共”时，国共合作已经陷入绝境。共产国际开始考虑改组中共中央的问题。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鲍罗廷、加伦并请转中共中央电，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最好不公开），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同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7月1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中指出：“建议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从此陈独秀不再参加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武装斗争的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进入了政治局。这次改组，为发动秋收起义提供了政治组织上的重要条件。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公开谴责汪精卫、蒋介石的反动罪行，开始实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路线。

（四）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形势的决定》，标志着共产国际政策和策略的转变，加速了中共组织和发动秋收起义的进程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的转变，实际上是从1927年7月上旬开始的。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电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实际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上层掩盖这一切，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同时发表声明。”电报还指出：“退出国民党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各个组织中和在拥护国民党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斗争”。

1927年7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作出了如下的规定：（1）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2）在退出武汉政府时需要发表一个原则性的政治宣言，说明采取这个步骤的理由；（3 ）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4）用一切办法加强在无产阶级群众中间的工作，建立群众性的工人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5 ）开展土地革命，继续用“平民式”的方式，有系统地武装工人和农民；（6）鉴于压迫和惨杀，应建立战斗的不合法的党的机关。（ 7）采用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这标志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和策略实现了由联合武汉国民党政府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转变，对于中共走上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加速了中共组织和发动秋收起义的进程。

二

秋收起义从酝酿到计划的制定和最后实施，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进行了积极的指导和帮助。

（一）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帮助和指导中共制定了基本正确的秋收起义大纲

1927年7月下旬，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指导和帮助下，中共中央草拟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8月3日，中央农民部根据此案，又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为实施秋收起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暴动大纲》和《议决案》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在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一，指出了农民秋收暴动的意义。《暴动大纲》指出：“现时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其二，提出了农民暴动的策略。“农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

其三，正确指明秋收暴动的依靠力量是贫农，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

其四，选择了适当的暴动时机。“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秋收时节容易用抗租抗税的口号把农民发动起来。

其五，制定了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工作大纲。这些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根本转变。

（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推动和帮助中共中央组织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秋收起义进入了具体筹划和实施阶段

1927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派来接替鲍罗廷和罗易的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他的任务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7月14日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协助他工作的还有德国人纽曼。纽曼在共产国际被认为是善于组织暴动的，派他来华，说明共产国际这时尚未意识到中国革命正在转向低潮，还准备在中国实行暴动。他们到中国之后，就立即和中共临时中央一起投入了组织暴动和准备召开紧急会议的工作之中。

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推动和帮助下，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罗米纳兹及助手纽曼参加了会议。会上，罗米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论述和分析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的形势，工人运动，农民土地问题、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他的报告比较全面地反映和代表了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根据罗米纳兹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等重要文件，坚决纠正了党在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特别强调把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作为近期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之后，发动秋收起义提上了日程，从此秋收起义进入了具体策划和实施阶段。

（三）改组湖南省委，加强秋收起义的领导力量

湖南是中央部署秋收暴动总计划中的四个主要省份的重点地区。在秋收起义的原则和战略确定之后，领导力量的强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这方面，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对湖南省委领导班子给予了极大关注。早在八七会议前，罗米纳兹便派纽曼到长沙，在苏联领事馆召开了省委会议，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要求省委表态打倒陈独秀，但受到省委委员的抵制。因此，共产国际代表认为湖南省委没有勇敢地接受国际对中共的批评。于是8月9日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认，以易礼容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些主张，“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而且湖南省委组织没有工农分子参加。因此，决定改组湖南省委，并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回湘执行并具体部署秋收起义。

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对于湖南省工作的决议，具体改组湖南省委的办法是：“1、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2、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九人不限定都在长沙。九人中至少要有三个工农分子，三个工农运动的负责同志。3、中央指定胡（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彭公达于8月11日回到湖南，8月16日召集了会议，选出了毛泽东、彭公达、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新省委委员，彭公达任省委书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适时改组湖南省委，派毛泽东、彭公达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加强了秋收起义的领导力量。

（四）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具体参与和指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组织、发动和进行，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秋收起义的酝酿与计划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下，首先是从中共中央开始的。中共中央自1927年7月12日实行改组，成立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会后，即开始酝酿与计划在湘鄂粤赣四省，利用秋收时节农村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发动农民暴动。7月下旬，在江西九江的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等，提出了在原北伐军中发动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北伐军举行南昌暴动的建议，于是中央把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结合起来进行统一的战略考虑。“南昌政变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把南昌政变与秋收暴动汇合起来一致向前发展”。这时，中共中央部署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战略意图是以南昌起义为中心，四省“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

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总的战略意图及对湖南秋收起义的考虑和当时湘南工农武装的状况，拟定《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并经中共中央五人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

该《大纲》计划湘南“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连络，“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大纲》与中央要在湖南首先发动秋收起义，以给南昌起义有力的响应与配合，在地域上是吻合的。因此，中央很顺利地通过了这个《大纲》，并委派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主持湘南暴动工作。8月8日，中共中央给前委的信中说：“党内由泽东、郭亮、夏曦、卓宣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以泽东为书记，在湘省委指导之下主持之，同时与前委发生关系”。

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地讨论了湖南秋收起义有关问题。会议批评了“看轻湘省暴动”的倾向，修改了原来关于四省秋收起义是对南昌起义的“响应”的提法，使秋收起义取得独立发展的地位。8月9日，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从此，中共中央对于秋收起义的战略部署有了两个中心：一是广东，二是湖南。其具体部署是：“令叶挺、贺龙两部和广东农民联合，夺取广东；
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中心的武长铁路，取得岳州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动摇湖南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

8月22日，中共中央又给湖南省委写了一封关于暴动问题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中央决定，指出湖南“全省暴动应于月底以前开始；“平、浏、岳一带设立特委于平江，直接与鄂南联络一致动作”；规定“省委每三日送一报告到中央，以便随时指导”等。

在部署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共产国际专门派出代表马也尔来长沙，具体帮助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这对湖南革命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共产国际还为湖南省委提供活动和开会的场所，省委几次研究秋收起义计划，有时是在苏联领事馆进行的。

这说明在整个秋收起义过程中，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始终参与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在秋收起义的计划和发动过程中，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起了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但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也与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指导的失误是分不开的。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及对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有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重大失误，而共产国际的一些“左’倾观点又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并用于指导实际斗争，从而对秋收起义的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在对待湖南秋收暴动的区域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及其指导下的中共中央，没有充分估计到党重新聚集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的艰难曲折性，不适当地号召各省实行“普遍暴动”，“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中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发动湘南暴动，“计划一湘南政府”。同时中央强调指出，“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中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因此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从而发动全省农民普遍暴动。”

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开始时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并把暴动范围划分为四个暴动区域：“一、湘中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

后来，毛泽东分析了当时湖南的形势，认为湖南全省发动暴动，具有很多实际困难，不仅党的力量不够，而且物力财力也很有限。“湖南现在因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的军队均开往前线抵许，现在湘南与长沙事实上已经隔绝”，“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

这样，毛泽东和湖南省委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湘南暴动和其他几个中心区域的暴动，缩小暴动区域避免力量分散。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却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况，错误地坚持全省暴动的计划。

（二）在秋收起义的旗帜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及其指导下的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主张仍应继续把国民党的这面旗帜抓在手中，利用这面旗帜打击叛变了革命的反动派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指出：“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要“坚持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罗米纳兹在八七会议上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做“左派国民党”的工作。在罗米纳兹指导下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也说：“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根据全国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和国民党公开演变成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新军阀压迫和屠杀工农群众的工具的新情况，向中共中央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但是这一主张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受。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严令遵照中央和国际电令，继续用国民党的旗帜举行秋收暴动。然而，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并没有接受中央的这项指令，在以后的暴动中，毅然地高高打出了铁锤镰刀图案的中国共产党的红旗。

（三）在秋收起义的战略目标上，共产国际代表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极力强调要以攻占大中小城市作为暴动的直接目标，否认战略上的暂时退却

早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国共产党：起义的策略就是，发动起义以后，就要进攻。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秋收起义一开始便以攻克长沙为目标。当起义受挫，进占长沙的目标已无法实现时，毛泽东毅然停止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为了保存力量，毛泽东率部向湘赣边区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退却。省委书记彭公达亦在危急关头停止了9月16日的长沙暴动。然而，这些正确的措施，却遭到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的强烈反对和不满。他认为停止长沙暴动，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9月16日，他不顾实际，仍要求省委发动长沙暴动。17日，又要求省委命令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向长沙进攻，反对起义军退往农村。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上述错误指导，是导致秋收起义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而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农村退却，则是在实践上纠正共产国际的错误，面向中国革命实际的积极举措。

（四）在秋收暴动的力量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只强调了民众性的武装暴动，对于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却并不重视

八七会议虽然确定了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正确方针，但在实践中仍对军事斗争未加以高度重视，只片面强调农民的暴动，认为大革命失败以后军事斗争仍只不过是组织和赞助民众暴动的部分性问题，是“副力”。中央对湖南秋收暴动依靠军事力量夺取长沙，注重军力，认为是“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这种忽视起义军事力量的观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或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在中共中央看来，军事斗争与农民暴动是两种不同概念的斗争形式，认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群众力量，军队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辅助力量”。

湖南省委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强调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湖南的暴动可以起来，但成功必须看在是否有军事力量上面……湖南此次暴动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农民秋收暴动要以武力为基础，“农民暴动的起来，至少有一千枝枪，要发动此次暴动，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组建了工农革命军3个团，并以这3个团的兵力主力发动秋收暴动。但在强大的反革命军队面前，由于起义“军事的准备太薄弱（如器械的缺乏，破坏工作不好，武装人员缺少等）”，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这些都证明湖南省委与毛泽东注重军事斗争这一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五）在秋收起义的土地政策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不能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土地制度，也不能充分解放农民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八七会议把实行土地革命确定力新的革命阶段的总方针。然而在如何实现土地革命，如何处理土地的没收与分配问题上，却没有作出圆满的解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八七会议及其前后所坚持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对小地主则实行减租而不没收其土地。这一政策显然侧重于中立城乡小私有者，然而对于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土地制度以充分解放农民，则显得软弱和不彻底。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湖南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对清泰乡和韶山的农民进行调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据此湖南省委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

“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湖南省委制定的土地政策既不同于共产国际有关土地问题的指示，也不同于中央的土地政策，而是根据湖南的实际情况制定的，适合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农村阶级斗争的需要，有利于更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参加秋收起义。

但这一土地政策却遭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反对和抵制，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