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天竟然能让试管怀孕率飙升？以色列女博士开展研究试验，九成受试者成功

关键信息：

• 克赖特勒博士研究生育治疗女性心理特征，兼任小说家
• 她在特拉维夫大学完成博士研究，样本含141名和91名女性
• 认知定向干预组26人中25人怀孕，怀孕率达96%
• 她强调结果仅表明关联，不能证明心理因素决定试管成功
• 她建议接受治疗者放下控制，继续前行并等待结果

米哈尔·克赖特勒博士，55岁，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是一名兼具研究者和小说家身份的女性。她已婚，育有两个孩子，分别为24岁和21岁。

克赖特勒博士在特拉维夫大学心理科学学院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最近完成了一项博士研究，探讨接受生育治疗女性的心理特征。同时，她也是三部小说的作者。

克赖特勒博士表示，她的研究重点是探讨“依据认知定向理论，成功通过生育治疗怀孕的女性具有什么样的心理特征”。

她进一步解释，这一理论旨在预测和改变多种人类行为，如迟到倾向、节食成功的可能性、坚持锻炼的能力，甚至是国际象棋的胜负。

该理论由汉斯·克赖特勒教授和舒拉米特·克赖特勒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应用。

谈到与这一理论的渊源，克赖特勒回忆道：“这说来话长。1993年，我还是心理学专业的二年级学生时，舒拉米特·克赖特勒教授邀请我担任她的研究助理。与此同时，命运让我认识了她的儿子罗恩·克赖特勒，我们在大学的心理学课堂上相识，后来结为夫妻，她也成了我的婆婆。”

“完成学业后，我和她一起在伊希洛夫医院工作，主要负责协调她在医院不同科室的研究，尤其是在肿瘤科。我们的研究目标是描绘不同疾病患者的心理画像，为开发辅助康复的心理治疗方法提供依据。”

“与此同时，在攻读硕士期间，我自己一直没能成功怀孕。1年后，我开始在伊希洛夫医院接受生育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我观察到有些女性仅需几个周期就怀孕，而另一些人则需更长时间，尽管医学条件相似。”

“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但那时我还没有工具、知识或资格去真正研究这个问题，而且我自己也正忙于尝试怀孕。”

她回忆道，自己是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并完成硕士学位后，才重新关注这个问题。“但又过了好几年，这个想法才真正成熟，我才明确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以及该怎么做。”

2016年，她进入特拉维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在伊希洛夫医院的试管婴儿科进行，当时由福阿德·阿泽姆教授负责。 她的博士导师是心理科学学院的肖沙娜·希洛教授。

她介绍说，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讨成功接受治疗的女性具有什么特征。她运用认知定向方法，对来自不同生育诊所的患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试图理解她们如何看待治疗的成功与失败。

“我根据大约20次访谈，整理出一份与通过生育治疗怀孕相关的信念清单。随后，我到伊希洛夫医院试管婴儿科的候诊室，邀请其他患者填写我根据这些信念设计的问卷，共有141名女性完成。”

“1年后，我再次联系她们，询问她们是否通过治疗怀孕。我从那些已经怀孕的女性所报告的信念中进行筛选，重新形成了一份新的相关问卷。”

“第二阶段，我在试管婴儿科发布招募广告，寻找愿意参加研究的女性，研究考察与生育治疗成功相关的心理特征。很多女性报名，最终有91人参与了这一部分。”

在具体操作上，参与者被随机分为3组。 第一组中，克赖特勒会与每位女性一起查看她的问卷结果，并根据结果提供个性化干预，目标是增强那些与怀孕相关的信念。第二组接受普通的支持性心理治疗，主要处理家庭或工作问题。第三组则不接受任何治疗。

所有参与者都在干预前填写了一次问卷，并在3个月后再次填写，以观察她们的心理画像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谈到结果时，克赖特勒说：“结果让我们非常惊讶，以至于我们又把数据送去做了一次额外的统计审查。在接受认知定向干预的那一组中，26名女性里有25人怀孕，比例为96%。另外两组的怀孕率在55%到65%之间。 也就是说，在唯一差别只是与这些女性进行了几次谈话的情况下，怀孕率出现了非常显著的提高。”

她强调：“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成分。我只是告诉她们，我们已经识别出一些与生育治疗成功相关的信念，然后和每位女性一起查看问卷，看看具体有哪些信念需要加强。”

不过，克赖特勒对研究结果的解读十分谨慎。她的研究显示，在这项研究内部，干预与怀孕率之间存在关联，但这并不能证明心理因素本身就决定试管婴儿治疗是否成功。 她本人也明确反对把这项研究理解为：如果治疗失败，责任在女性自己。

至于哪些信念与生育治疗成功相关，她举例说，包括：即使过程复杂、令人沮丧，也要坚持并继续努力；以更灵活的方式应对，而不是执着于某一条特定路径；把目光放到治疗之后的生活，从更大的整体去看问题；以及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放下控制，顺其自然。

当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未能怀孕的女性要承担某种责任时，她回答：“绝对不是。我们所有的信念都有其存在的原因。某些信念未必有助于生育治疗成功，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没有必要破坏或消除原有信念，而是应当增加一些在生育治疗期间能够提供支持的特定信念。”

作为一名通过生育治疗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人，回头看时，她是否能在自己身上识别出这些与成功相关的信念？她说：“我想是的。有意思的是，我花了大约两年半的治疗时间才怀上大儿子约纳坦，但怀塔玛拉只用了大约6个月。很多时候，生第二个孩子的治疗之所以更快见效，是因为那些信念已经扎根得更深了。”

此前，她曾谈到自己和丈夫之间有过一项约定，即丈夫不参与抚养孩子，尽管这些年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对于这一点，研究结果是否暗示这种约定与她怀孕困难之间存在关联？她回答：“完全没有关系。我们发现的那些与怀孕相关的主题，没有一个与伴侣关系有关。”

谈到婆婆舒拉米特·克赖特勒教授是否在研究过程中提供帮助时，她说：“整个研究都是我自己的，但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支持我，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当你基于某一理论开展研究时，有时需要揣摩理论提出者当初的真实含义。而我这里的情况是，我可以100%接触到这位理论创建者，而且她愿意解释任何出现的问题。”

关于博士研究持续了多久，她说：“断断续续大约8年。新冠疫情期间中断了2年，因为医院对研究关闭了。但我利用那段时间出版了两本书，《烧焦的边缘》和《第七年》。第三本《内塔没有死》则是在完成研究的同时写成的。”

被问及出版一本书的兴奋感，是否能与博士论文获批相比，她说：“这完全是两回事。研究需要大量艰苦工作，但衡量标准是客观的。出版一本书时，等于你自己站在广场中央，别人可能对它、也可能对你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受，这里面没有任何客观性可言。”

至于下一步是否还会继续做研究，她说：“我已经为科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在我要把重心放在写书上。我还有4本书在路上。”

对于那些正在接受生育治疗、却迟迟未能怀孕的女性，她的建议是：“放下控制。让事情以它需要的方式发生，并记住，每一步、每一次失败，都会让你更接近最终成功的那一刻。”

来源：Can psychological beliefs affect IVF success? An Israeli researcher put the theory to th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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