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盘桓的幽灵：迷信闹剧为何在战后德国上演

《魍魉之地：战后德国的巫师、灵医和过往的幽灵》，莫妮卡·布莱克著，竺丽妮译，格致出版社，2026年6月出版，331页，78.00元

死地生邪祟，乱世出妖人。

1945年战败后的德国，正是一片毫无信仰与希望的死地；从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与大德意志国家幻梦中醒来的德国人，正在迷失与恐惧中沉沦。通过现代社会文化史学者莫妮卡·布莱克的生动笔触，一出出仿佛脱胎于中世纪的迷信闹剧，如同穿越时光般在战后德国的废土上演。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恐怖统治方才落幕之时，在全新的联邦德国行将建立之际，刚刚经历了世界大战、种族大屠杀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的灾难冲突的德国人，仿佛冲进了一个脱离现实的魔幻时代：1947至1965年，从南部保守的天主教巴伐利亚，到北边新教当道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上至大州都市，下到乡野小镇，全国各地空前绝后地爆发了大量“巫术案”。“巫术”指控横行的背后，是战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嫉妒与不信任。

二战对人性的震撼，颠覆了人们对于世界可认知性的认识：种族灭绝、平民屠杀、人口驱逐、人体试验、集体强奸、虐杀俘虏、大规模杀伤与死亡集中营这些非人手段，彻底抹除了士兵与平民、前线与后方、战场与家乡之间的区别，也因此抹杀了现实与理智的界限。战败后的德国不再是完整的国家，不但政府、官僚、军队随希特勒灰飞烟灭，那些传统国家官方权威的象征——舆论、教育、医疗等领域，不是被盟国废除，便是在道德上备受质疑无法自处。美国推出了“摩根索计划”，要求彻底去工业化，让德国退回农业社会；苏联成套拆解德国的工厂和机床，以弥补纳粹入侵带来的巨额损失；英法占区在无力支撑占区经济的情况下，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压低德国人口的热量配给来节省占领成本。德国国家主权跟领土一样被占领国一分为四，不但没了发行货币、唱诵国歌的权利，甚至不能在占领军未授权的情况下竖立路标。身处战败死地之人，成了“非死非活”“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存在，数百万人战死、数百万人禁锢、数百万人离散。德意志帝国和纳粹执政时大肆鼓吹“Schicksalsgemeinschaft”，声称全体德国人因共同命运而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一战、二战中维系“城堡和平”。可1945年后的德国社会已不再有联结感了，有的只是信任的破灭与道德的解体，被联邦德国精神病学者、社会批评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称为“降临在人与人之间的‘寒流’”。在这样一个道德与物质共同崩溃，不得不开始仓促重建自身的社会里，人们也不得不求助于理性认知以外的东西，无论它多么荒谬无稽。

亚历山大·米切利希

“征兆”

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在全德蔓延，德国人在纳粹怂恿下焚烧犹太会堂，打砸犹太产业，攻击和驱逐犹太人。但在暴行背后，是难免的良心谴责：即便有纳粹压制舆论，“德意志民族要遭报应”的想法也在人心中潜滋暗长，成为每个德国人内心的恐惧。1943年夏末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被盟军的战略轰炸夷为平地，三万四千人被炸死。而同盟国以《圣经·创世记》中被上帝夷灭的罪恶之城命名，将这次轰炸任务代号定为“蛾摩拉”，以唤起德国人对于战争血仇的古老恐惧。由此，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施塔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指出：“德国人将对自己的焦虑与自身的受害感交织”，每个人都因为害怕未知的报复，而开始预测未来，解读“征兆”。

1944年秋，苏台德地区称东方的天空出现巨大烟云，仿佛血淋淋的拳头威胁挥动；下西里西亚，人们看到“太阳跳舞”，似乎要撞上地球；波西米亚森林上传言出现了一把“烧红的剑”。有人则在天空看到中心是一轮满月的巨大十字架；下萨克森州，号称有灵视天赋的人看到整个小镇在燃烧……（23页）

即便在战后，“梦幻的末世论”仍在继续，1947年，一位占星家面对爆满人群，声称如不能实现“人类精神重生”，政治经济形势将“非常严峻”；1949年，人间灾难乃至宇宙浩劫充斥舆论，“世界将被洪水吞噬”，抑或“一分为二”；地球将被核战或死亡射线毁灭；恒星会相撞，碎片毁灭地球；甚至有预言说将下一场浓重且无法穿透的大雪窒息一切生灵……（36页）为了防止末日来临，普法尔茨的一位妇女甚至主动表示愿意献祭自己的孩子。1949年初到1950年中，联邦德国（西德）报纸从一百六十种增加到一千种，盟国管制放松下，媒体炒作助长了谣言，渴望轰动效应的报纸利用“末世”标题吸引读者，甚至把日期都精确锚定在了3月17日（39页）。

1947到1949年迭起的末日“征兆”，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占领方的龃龉，冷战尤其是柏林危机存在联系，其描述也符合当时民众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乃至核战争的想象，但莫妮卡·布莱克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便局势紧张，但为什么德国人却是在那场真正毁天灭地的大战结束多年后，才突然开始渲染鼓吹世界末日的到来呢？或者说，谣言诉说的并不单纯是对于冷战紧张局势的担忧，而是对于迟来的惩罚报复的恐惧——这从战争末期以来便是德国人的心腹大患。天谴的可能，生存的恐慌，末世思维与现实危机相伴而行，从而让他们陷入了“集体癔症”的“神智危机”。就德国社会传统流行的宗教而言，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犹太教，都许诺了末世的“最终审判”，恰如巴伐利亚一位预言家所称：末日到来，但之后人们就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和土地，只有诠释“征兆”，才能知道谁得赐福，谁被诅咒（42页）。末日“征兆”谣言背后，是德国人在动荡惶恐的历史时刻，希求渺茫的洞见与救赎。1949年的民调中，当被问及是怀有善意的人多还是恶意的人多时，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后者。当身边之人不足相信，世间之事不足依仗时，难怪人们会注视天空寻求“征兆”。1949年3月17日，德国西北广播电台播放了一部剧，剧中一场巨型流星雨威胁全世界，成为了末日“征兆”最后的虚构注脚。

“救赎”

虽然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医学，在许多人眼中有着科学理性的刻板印象，可实际上“魔法”的运用在德国医学中有着悠久历史和广泛认同。自德国作为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就有“治疗自由”（Kurierfreiheit）的行规：俾斯麦亲自在帝国议会宣布国家无权禁止那些拥有“上帝和自然赋予的治疗天赋”的人行医。直到二战前夕，德国的催眠术、草药、自然疗法、水疗、祈祷治疗、双手疗法、虹膜治疗、恒星钟摆治疗等“非专业”疗法大行其道。1933年纳粹掌权时，十名医师中就有三个“非专业”治疗师，接诊疾病占到一半以上；光1934年的一个月当中，就有二十五万人在医疗保险之外自掏腰包接受“非专业”治疗（61页）。1939年，纳粹取缔了所谓“治疗自由”，1941年进一步镇压了这些“旁门左道”。不过，此举并非为科学进步计，毕竟其高层的鲁道夫·赫斯、希姆莱等人本身便是神秘主义医学的拥趸，更多只是正组织庞大种族优生计划并要为总体战做准备的当局必须对医学领域进行集中管控而已。

而到了战后，纳粹的禁令自然被视作非法而废止，各类“神人”开始在占领区涌现。莫妮卡·布莱克依托德国不同档案馆的海量档案还原了其中一位“灵医”——布鲁诺·格罗宁（Bruno Gröning）的“成圣”之路。这个当过军人和战俘的前纳粹党员，仅靠待在病人身边，凝视他们，用自己的头发指甲搓进香烟的锡箔纸团成小球让病人握着，就能让他们的病情改善。他脖子上明显的甲状腺肿块被说成是吸收病人致病能量的结果。他否认自己是“非专业”治疗师，也拒绝在大学或医院实践“医术”，声称自己的天赋来自上帝，且只帮助“好人”，而“恶人”不值得治疗。这位从无有之处突然显现的“圣人”到处“治病救人”，受到无数人追捧，称他是新的救世主，是救赎缔造者，是“第三弥赛亚”（72页）。他的治疗方法被认为是超越时代的“心理治疗”（Seelenbehandlung），锡箔纸被看作是传导治疗能量的“治愈之流”（Heilstorm）。黑市商人高价交易锡箔球，人们愿意平白花五十马克打听他的去向。作为“英占区头号话题人物”，他“一下子盖过了时事风头，让人们忘记了大小烦恼”，而他的回应是：“我与上帝同在。”（77页）1949年时，人们开始为这位“圣人”拍摄纪录片，当“灵医”在前呼后拥中出来致辞时，弧光灯在夜幕中将他照亮，这一幕无疑会让人们回忆起早些年另一位眼神狂热、魅力非凡的人物是如何在黑暗中上台，用言语“治疗”求之若渴的群众的（110页）。慕尼黑的出版商为他重印了一则古老预言：“圣人创造奇迹，人们将重拾信仰，并将迎来一段漫长和平时光。”《阿尔卑斯信使报》煞有介事地提问：“格罗宁的力量能确保和平、阻止坦克和战胜核武器吗？”（116页）他自己也自信表示如果召集德国人民，就会发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148页）。

布鲁诺·格罗宁

格罗宁“超凡入圣”，成为战后德国的拉斯普京，很大程度不是因为“非专业”的治疗效果：人们很清楚“恶人”是治不好的，或者说治不好便是“恶人”。德国人对“非专业”医疗的趋之若鹜，实际上是战时正规医疗的口碑破产所致。战争中，德国医学为希特勒政权服务，变得“虚假”，只会“提供越来越多药片和手术”，医学检查成为了“壮丁认证”（kriegsverwendungsfähige Maschinen），拒不承认任何影响服役的“精神问题”。战争结束后，“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seelische）冲击”导致了“大量胃病、风湿、神经症和瘫痪”，人们希望有人倾听自己的病痛，分享自己原本被严密封锁的情感烦恼。就此而言，无论格罗宁用“治愈能量”和锡箔球做什么，对于成千上万求助者而言，他愿意倾听就已经取得了信任。

当然，这也就注定了这位“圣人”对于真正的疾病无能为力。1957年，因为让身患肺结核的少女露特·K拖延治疗致死，格罗宁受到联邦德国当局审判并判处有罪。但直到出庭时，当格罗宁带着标志性的微笑向观众递送锡箔球时，人们仍争相上前触摸他，“几乎把锡箔球从他手中扯下来”（260页），仿佛中世纪急于得到国王“神圣触摸”的瘰疬病人。

“猎巫”

欧洲大规模猎巫的时代早已结束，德语地区最后一次合法处决巫师是在1782年的瑞士格拉鲁斯（66页）。1908年，德意志帝国的犯罪学家阿尔伯特·黑尔维希（Albert Hellwig）便主张“教会教条，尤其是天主教教条”才是导致巫术信仰的罪魁祸首，“猎巫”本就是教会的宗教压迫。甚至连喜好神秘主义的纳粹也对“猎巫”并不感冒，其掌权后曾在历史上盛行“猎巫”的莱姆戈修建博物馆，形容其为“黑暗时代的不幸后果”，是“对德国人心态、精神和本质完全不可理喻的歪曲”。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巫术指控激增：两次大战之间仅八起，纳粹统治时期十一起，而1947至1956年短短十年间竟达七十七起（185页）。相对于社会上的人人自危，“猎巫”成了舆论的绝佳卖点。

1578年布雷姆加滕猎巫处决事件，是欧洲近代猎巫非常有名的图像史料。

“猎巫”引发了对“魔法书”的变相狂热。包含着仪轨、咒语和超自然手段的魔法书，既被视为巫师的证据，又被看成是防备巫术抑或满足好奇的工具。作为二十世纪德语世界最受欢迎的魔法书，《摩西第六经和第七经》这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伪经，居然在巫术恐慌的1950年再版大卖。从1950至1954年，其销售额接近十万马克，直到七十年代方才退去热潮。与书籍畅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人会直接承认拥有或使用过魔法书，却都会指责他们怀疑使用巫术的人肯定用过。

针对五十年代猛然激增的“猎巫”指控，后世往往将其归咎于农村落后缺乏教育开化的迷信导致。早在1951年，《明镜周刊》就声称是农村的闭塞导致人们易受“江湖骗子”影响，认为对于巫师的恐慌代表了“文化低点”。也有观点认为这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民俗，无伤大雅。但莫妮卡·布莱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解释并不能回答这一现象为何会有悖于德国既有传统，且在这一时段集中爆发：这应该被视为1945年后一系列德国社会特定条件的产物——纳粹时代遗留下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强烈敌意，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尤其是在小型的、紧密相连的社区里。当对左翼的排斥、排犹主义、对他国的不满等这些德国社会既往的冲突借口不再被允许时，这些地方开始回溯到用所谓“巫术”充当社会冲突的表达形式。如人类学家彼得·格席尔所言：巫术“让人想到来自身边的奸诈之徒袭击的危险”，警告人们“毁灭的种子隐藏在”人际关系之中（187页）。巫术，是战后德国社会底层人们自发产生的被害妄想，用来推卸自己生活责任的新“匕首神话”（Dolchstoßlegend）：我的遭遇并非德国人的集体罪责所致，与战争带来的报复与惩罚并无关系，苦难来自邻人不怀好意的装神弄鬼。就此而言，每个在战后德国社会怀着战败不满的德国人，也确乎是在战末余烬中对着同胞含沙射影的施咒之辈，自然也难免在这片破败的黑暗森林中被人以怀疑回敬。

尾声

恰如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巫蛊之祸的骤起骤落，战后德国的这波巫术热潮虽一时甚嚣尘上，也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出了历史。五十年代中期，联邦德国已然牢牢嵌入西方架构，成为后者稳固的意识形态盟友。此时，最后一批德国战俘回国融入社会，终结了对许多德国家庭而言尚未结束的“战争”；1954年，联邦德国明面上赢得世界杯，举国同庆重返世界舞台；背地里部署了美国战术核武器，成为西方加以保护的重要对象；1955年，联邦德国（西德）再武装化，正式恢复了军事自主权。经济上的腾飞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向往，向西方文化的转向带来了皮衣、牛仔裤与摇滚乐。一个焕然夺目、自满健忘的新世界取代了残破不堪、背负记忆的旧世界，似乎已然完成了“自我救赎”，不再需要“天降报复”“神圣慰藉”“被害妄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巫术恐慌的真正根源——潜在的指责、社会不信任与精神层面的不安消退，对巫术这类潜藏危险的恐惧也旋即退潮。

然而，对于报应的恐惧难道真正就此烟消云散了吗？

莫妮卡·布莱克在最后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例子：在美国，十八世纪以来，有关印第安墓地闹鬼的传说故事便一直流传。鬼故事背后是盘踞在白人殖民者心中未曾言明的恐惧：复仇的幽灵会回来夺回本就属于他们的东西（272页）。同样，在纳粹主义、军国主义、大屠杀之后，幽灵何尝不是一直徘徊在德国社会生活的中心。德国右翼近年来的重新崛起，联邦国防军的积极部署，德国社会愈加排外的浪潮……社会学家艾弗里·戈登（Avery F. Gordon）言：“幽灵总是在传递信息的，但不是以学术论文、案例研究、论战性的大肆抨击或令人厌烦的报告形式。”（275页）过去仍会在现实中悄然出现，就像幽灵一般，用事实提醒活着的人，它在世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徐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