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歌中的一句歌词曾引发争议，毛泽东表态：同意周总理的意见

1949年9月25日，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距离开国大典只剩下不到一周。新中国的国旗已经有了方案，国歌却迟迟没有正式确定。会上，马叙伦提出一个看似权宜、实则关系重大的建议：先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问题很快集中到一句歌词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有人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人民已经取得革命胜利，再唱这句，似乎与时代气象不相称。也有人主张，既然新政权已经建立，国歌就应当使用全新的歌词，不能继续保留战争年代的表达。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改不改歌词，实质上却是在讨论：一个国家的国歌，究竟应当只表现胜利，还是也要留下危机意识。

《义勇军进行曲》并不是为新中国成立而写。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最初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1935年，田汉为影片创作故事和歌词，聂耳负责作曲。那时，日军侵略步步紧逼，华北局势日益紧张，抗日救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主题。

田汉写下歌词时，正处于国民党当局追捕之中。据有关回忆，歌词曾写在香烟衬纸上，后来辗转交到夏衍手中。纸张被茶水浸过，字迹模糊，夏衍和孙师毅只能逐字辨认，再重新誊抄。

聂耳拿到歌词后，很快投入谱曲。他原本准备离开上海，经日本前往欧洲，但创作任务不能再拖。初稿完成后，他又根据意见作了修改，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日本后，他继续完善旋律。

1935年5月，聂耳将曲谱寄回上海。同年7月，《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随影片传唱开来。遗憾的是，聂耳不久后在日本藤泽海滨溺水身亡，年仅23岁。这首歌，也成为他留下的最后重要作品。

它的传播并没有停留在中国。抗战时期，这首歌曲随着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传到海外。1940年，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在纽约演唱这首歌，并录制中国革命歌曲唱片。歌曲中那种强烈的号召性，使它很早就超出了电影插曲的范围。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面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国歌征集稿件数量不少，但真正适合承担国家象征意义的作品并不多。马叙伦后来在会议上说明，收到的歌词虽然有可取之处，却大多只能作为革命歌曲，尚不足以作为国歌使用。

时间越来越紧迫。9月下旬，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国歌仍没有定案。有人重新提出《义勇军进行曲》，但“最危险的时候”再次成为争议焦点。

周恩来没有把这句话看成过时的悲情表达。他指出，《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体现的是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外部压力并不会自动消失，国家要建设、要发展，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周恩来说：“我看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为好。”在他看来，国歌不是只为庆祝胜利而唱，也应当提醒国人，和平与建设并非凭空得来，国家仍可能面对新的挑战。

毛泽东随即表示赞同：“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我们要居安思危。这首歌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长。”他明确表示，这句歌词不仅当时不必修改，今后也不应修改。

这句话的分量，正在于它没有把“胜利”理解成一劳永逸。新中国成立，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受压迫、受侵略的局面，但国家基础薄弱，国际环境复杂，帝国主义敌视仍然存在。胜利意味着新的起点，而不是危险从此消失。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五星红旗升起，雄壮的旋律随之响彻广场。那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没有被留在旧时代，而是作为一段民族记忆和一份清醒提醒，进入了新中国的国家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