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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一场看似寻常的企业裁员事件,演变成了一场拷问中国劳动权益保障体系的公共事件。
国内车灯龙头企业星宇股份(601799.SH),在2026年7月刚刚入职440名应届毕业生后仅一个多月,便通过HR分批集中约谈的方式,与其中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约谈中,企业给出“二选一”方案:要么以“个人原因”主动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补偿;要么被调至车间流水线“打螺丝”,薪酬按一线操作工标准重新核算。多名当事人反映,约谈过程中存在行业背调施压等隐性胁迫手段。
然而,真正让这起事件引发连锁反应的,并非国内劳动监察部门的介入——而是被解约的应届生们将投诉材料递向了大洋彼岸的奔驰、大众等境外车企。
一、跨境维权:一场“曲线救国”的无奈之举
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通报,认定星宇股份在解约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但人社局的通报并未对企业的违法行为作出实质性处罚,仅仅是“责令公开致歉”。
面对国内维权渠道的迟缓与无力,被解约的应届生们开启了一场令人心酸的“跨境维权”。他们将入职offer、约谈录音、聊天记录等整理成完整证据包,翻译成中英文材料,同时向四个方向递出投诉:国内劳动监察部门、港交所ESG申诉通道、欧盟供应链合规渠道,以及奔驰、宝马、大众等欧洲车企的供应链举报系统。
效果立竿见影。
奔驰率先通过企业和人员保护办公室正式回函举报人,邮件主题明确写道——“供应商的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常州星宇汽车照明系统有限公司”。奔驰在函件中明确指出,举报所涉及的行为“不符合梅赛德斯-奔驰的企业原则”。
随后,大众中国新闻发言人表示:“对于关于该供应商的相关投诉,大众汽车集团高度重视并第一时间启动了专项调查”。大众方面强调,“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大众汽车集团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恪守的核心原则。这一点同样贯穿于我们供应链体系的管理之中”。
一家中国上市公司解约应届生的劳动纠纷,最终竟要靠远在欧洲的客户来主持公道。这不可谓不荒诞。
二、失语的工会与失效的仲裁
在这场风波中,一个本该发挥关键作用的角色全程缺席——企业工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二十一条,企业单方面解除职工劳动合同时,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工会认为企业违反法律、法规和有关合同,有权要求企业重新研究处理。然而,星宇股份的工会从头到尾未发一言,仿佛这107名被解约的员工不是自家职工。
与此同时,传统的劳动仲裁路径对应届生而言同样荆棘密布。企业将恶意逼退包装为“内部优化”“岗位调整”,流程看似合规、话术滴水不漏,导致劳动者取证难、举证难、维权成本高。公司算准了应届生不敢撕破脸,怕背调被穿小鞋,怕劳动仲裁记录影响求职,更怕维权成本太高、周期太长。
当国内的法律保护网漏洞百出,劳动者只能将目光投向境外——那些以订单为筹码、以合规为武器的跨国企业。
三、欧盟法规:为何境外企业比国内更“在意”劳工权益?
奔驰和大众之所以对星宇股份的用工问题反应如此迅速且强硬,并非出于“正义感”,而是欧盟严苛的供应链法规使然。
根据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适用范围内的企业必须识别并应对其运营和价值链中的人权与环境不利影响。德国更出台了《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案》,规定奔驰、大众、宝马等主机厂必须对一级供应商的劳工人权做尽职调查。一旦查实供应商用工违规,车企自身也将面临高额处罚。
简而言之,如果星宇股份的用工问题被查实,奔驰、大众自身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正因如此,奔驰才会在回函中明确表示举报所涉行为“不符合梅赛德斯-奔驰的企业原则”,并将报告转交专业团队进一步审查。
对于星宇股份这样的供应商而言,来自奔驰、大众的订单是其生命线。该公司前五大客户的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六成以上,客户集中度极高。一旦被暂停供应商资格,损失将是毁灭性的。
四、“外压内松”:一个令人深思的反差
这场风波的走向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保护劳动者权益这件事上,来自境外的供应链合规压力,竟比国内的劳动法律体系更具威慑力。
星宇股份最终公开致歉,承认“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并出台了补偿方案——发放3个月求职生活补贴、如3个月内未就业则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但这一系列补救措施的驱动力,究竟是国内劳动监察的威慑,还是来自奔驰、大众的供应链调查压力?
答案不言自明。
此次事件后,众多服务于欧美车企的供应链企业纷纷收紧裁员权限。有企业甚至紧急叫停了此前针对长期绩效不合格员工的优化方案——不是因为国内法律更严格了,而是因为怕丢欧美订单。
五、结语:劳动者的权益不该靠“出口”来维护
星宇股份事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劳动权益保障体系的深层困境。
当应届生被企业“羞辱式劝退”时,本该保护他们的工会选择了沉默;本该高效裁决的劳动仲裁路径漫长而艰难;本该严格执法的劳动监察部门仅仅是“责令致歉”。最终,是远在欧洲的客户——凭借供应链合规审查的权力——让这家企业低下了头。
一个国家的劳动者权益,如果只能靠境外企业的供应链审查来保障,这本身就是对国内劳动法律体系的最大讽刺。
企业批量劝退刚出校门的应届生,不仅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漠视,更是对契约精神与社会信用的公然践踏。但评论之外,更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反思与行动:工会为何失语?劳动仲裁为何低效?劳动监察为何软弱?
劳动者的权益,不该靠“出口”到境外才能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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