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公度之死：蒋介石递刀，廖磊逼宫，李宗仁挥泪斩掉"广西第四人"

1937年9月15日凌晨，桂林将军桥刑场，四十八岁的王公度被宪兵团长邓光伦以酒肉诱至，他已知死期将至，流涕叹道："想不到今天死在这班人手上，真不值得。"临刑前，他忽然仰天大叫："李宗仁竟要杀我！"这一声喊，穿透了抗战爆发前夕的桂北夜空，也成了一个忠心耿耿者最后的质问——他替李宗仁织就了广西最严密的情报网络，把蒋介石的特务逐出省外，到头来却死在自己人手里，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王公度不是一般人。广西永福人，1920年广西法专毕业，1926年由李宗仁资助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29年回国后从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做起。他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一张蛋形脸，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活脱脱一个军师模样。

正是这个人，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桂系惨败之后，向李、白痛陈要害：桂军从镇南关打到山海关，为何一遇蒋介石便分崩瓦解？根子就在蒋有特务系统，桂系没有。

李、白深以为然，遂命王公度组建秘密组织，从"护党救国青年军团"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王公度始终执掌组训大权，兼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主任、广西省政府委员、省党部常委，集党、政、军、特大权于一身。当时广西流传一句话："广西是李、白的天下，王公度的党。"

权力是把双刃剑。

王公度的情报网深入桂系军队各个角落，廖磊、夏威部队中的问题，白崇禧往往比两位军长知道得还早，廖、夏被白崇禧当面质问时"目瞪口呆"，因此对王公度恨之入骨。

总参谋长李品仙更是被架空，王公度遇事直报李、白，李品仙"形同虚设"。省主席黄旭初感受到王"连省主席也不放在眼里"，视为心腹大患。外宾派潘宜之、邱昌渭等新来广西，急需肥缺，王公度却把持政训处长一职死死不放手，白崇禧1933年示意他让位给潘宜之，他竟直接找白崇禧"叫板"争了回来。到1935年被迫交权时，他还不配合交接，声称"要领袖发话才行"，彻底把潘宜之逼成死敌。

更要命的是，王公度把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得罪狠了。他在香港、上海、北平广设情报站，甚至物色人员在南京刺杀蒋介石；他利用与日本间谍的联系获取"蓝衣社"情报，将中央特工在广西的器材没收、人员驱逐。

军统要员王新衡后来坦言："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他当作眼中钉，要去之而后快。"

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蒋桂妥协，王公度成为桂系内部最尴尬的人。他主张公开反蒋，不同意与蒋讲和；1937年他又积极安排中共代表张云逸访桂，主张"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这在黄旭初、潘宜之等人眼里，无异于"左倾祸桂"。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机会来了。蒋介石邀白崇禧赴南京任副参谋总长，临行亲手将"蓝衣社"搜集的王公度与日本间谍往来信件交给白，说："你们广西有这样的人与日本间谍勾结，不清除这样的人，怎能抗日？"白崇禧召王公度来南京，王一到即被软禁，随后押回广西。

与此同时，南宁高中教员杨陶增被举报搞"托派"活动，审讯中咬出王公度是广西"托派领袖"。潘宜之又收买王公度的秘书，威逼利诱写下供词，称王公度利用秘密组织勾结省外"托派"，欲夺取政权。多年后杨陶增亲口承认，他是被人收买、专门来陷害王公度的，那些话全是受人指使。

8月30日，李宗仁下令逮捕王公度。9月2日，成立审判委员会，李品仙任审判长，与会者几乎全是王公度的死敌，会上喊杀声不断，初定十三人死刑。李宗仁迟迟不肯落笔，前后迟疑十几天。

据目击者称，他在公布王公度罪状的布告上标朱点时，"先是久不愿下笔，最后虽忍痛下了笔，但却满脸涕泪纵横"。

但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廖磊扬言"公度不死，即顿兵不前"，以带兵北上抗日相要挟；黄旭初坚持斩草除根，把王案与1927年"四一二"政变等量齐观，称之为"本省第二次清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在一旁施压。

至于罪名，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其机要秘书徐亮之进言："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李宗仁纳议定案。

9月14日，李宗仁从十三人名单上划掉七人，对王公度等六人签发了死刑令。

15日凌晨，王公度在桂林被秘密处决，同案被杀的还有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保桓、崔真吾等人。

这桩案子，桂系内部和国民党军政圈层说法纷呈，但核心指向一致：这是一桩冤案，一场派系清算。

广西省警察局长周炳南当时对部下说，王公度是"搞托派活动，阴谋造反"，这是官方口径。李宗仁的秘书谢天生则认为："王公度平日太专横独断，出风头太多，树敌太多...树大招风，最后招来杀身之祸。"

桂系特务头子梁学基1950年在香港直言："王公度虽然在苏联留过学，但他并不是真正的托派，说他托派不过是一个烟幕弹。王公度之死实在是死在九叔（指黄旭初）手上。"

程思远在《政坛回忆》中断言："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似乎桂系炮制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王案的确是一桩错案"。

徐亮之在《亮斋随笔》中更是一语道破："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坐诉所谓的《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

桂系内部甚至有人把王公度和谢苍生的名字联成一句："公度一死谢苍生"，"苍生"指的就是黄旭初、廖磊、夏威、潘宜之这帮人。

李宗仁晚年对这件事的态度，耐人寻味到了极致。他在美国写的回忆录厚达数十万言，对一名因偷盗百姓衣物而被枪决的普通士兵用了上千字篇幅详细描述、多年愧疚，但对位列桂系第四号人物的王公度之死，全书只字未提。

1966年8月，已归国的李宗仁与程思远、刘仲容在北戴河避暑，刘仲容当面问他："当年德公为什么杀王公度？"李宗仁始终不吭一声。这种沉默，比任何辩解都更有分量。

但沉默不等于没有悔恨。

1939年，李宗仁在重庆彻底查清了王公度案的真相：杨陶增是被人收买陷害，秘书供词是威逼利诱所得，蒋介石那批"日本间谍往来信件"十有八九是伪造，所谓"托派"根本子虚乌有。李宗仁"十分悔恨，大骂潘宜之等人祸害广西人才"。当初下令逮捕王公度的白崇禧，1938年春也对程思远叹息："王公度案搞得太过火了，抓起来关几个月就行了，谁知竟杀了那么多人。"随后电令广西，将与王案有关的被关押人员"一律开释"，这些人后来多获擢升重用。

王公度死后，李宗仁派人给王家送去一千元收殓费。

一千块钱，换一条替他出生入死的命。他研究过苏联克格勃，把广西所有人的动向握在手心里，却漏算了身边那帮等着反咬他的"兄弟"；他替李宗仁挡住了蒋介石的特务，最后递刀子的却是蒋介石；他帮桂系渡过了最艰险的岁月，却在桂系最需要团结抗日的前夜，被当成祭品送上了刑场。

这不是什么"挥泪斩马谡"的悲情戏码，而是民国军阀政治里最赤裸最残酷的算计——当一个人的存在威胁到太多人的利益，又恰逢主子需要向各方交代的关口，他的命就不再属于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