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敏：我与《史学月刊》

题记：往事浩若烟海，留存于记忆深处的，是那些无法忘却、值得珍惜的点滴和时间。而在这一刻，瞬间便成了永恒……

马敏教授

《史学月刊》在我国公开发行的史学类期刊中，虽然名声不像《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一流名刊那么大，刊物所在地又僻处开封河南大学，但在同类刊物中却办得极富特色，在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口碑，是我最喜欢读的史学刊物之一，也是我常年收藏的史学刊物之一。这就像敝校的校花——桂花，花瓣虽小，颜色也不若牡丹、玫瑰那般雍荣富贵、鲜艳夺目，但却暗香浮动，沁人心脾，经得长久，耐得寂寞，高贵而典雅。

对我而言，《史学月刊》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即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国第一部商法》就是在该刊发表的。该文发表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当时我正跟随章开沅老师攻读硕士学位，正在撰写有关苏州绅商与辛亥革命的硕士学位论文。其时因研究生招生制度刚恢复不久，导师格外敬业，要求甚严，学生也格外用功，一心向学，主要要求学好各门课程，写好学位论文，并不存在要求学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规定；反之，若心有旁骛，老是琢磨如何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倒是要遭到老师的批评，认为你学艺不精，学问火候不到，就急于去发表文章，是耐不住寂寞的表现，不合学问之道。记得当年曾与开沅师一道指导我们的刘望龄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发表文章要十分谨慎，文章写好后最好先放进抽屉，反复修改后才能拿去发表。而事实上他自己的有些文章自放进抽屉后就再也没走出过抽屉。所以，当以试试看的心理向《史学月刊》投出了平生第一篇文章，并得知马上要采用发表时，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为自己的文章即将形诸铅字而兴奋；另一方面又担心如果让导师们知道了该如何去解释，很是忐忑不安，故印象特别深刻。我想，这种状况绝对是今天的研究生们难以想象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感谢《史学月刊》给了我一个最初展示自己的机会，使我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学界所知。虽然今天看来这篇处女作的确十分浅陋，但毕竟万事开头难，有了浅陋的第一篇，才会知难而进，发奋钻研，去写好第二篇、第三篇学术文章。

我本来就算不上一个高产的学人，加上后来又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大学领导，做学问的时间有限，故屈指算来，自1984年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至今30多年过去了，我在《史学月刊》上总共也就仅仅发表了四篇文章。除《我国第一部商法》外，尚有《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2004年第6期）、《让城市史研究更富活力》（2008年第4期）、《寓会于乐：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2010年第1期）。但尚可聊以自慰的是，这四篇文章虽篇幅不长，多属笔谈一类，但却体现了《史学月刊》倡导“新史学”的一贯主张和风格，在史学的“开新”上作出了一定的思考，也多少产生了一些反响。

在《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这篇笔谈中，我比较明确地提出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史学可能出现的几种大趋向，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总体的历史观”。同时进一步阐明：“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些主张，从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来看，应当说多少还是有一点预见性的，新时期中国史学的成果大多体现和印证了以上四种趋势，在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新的拓展，从中国自身内部变化出发，以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为基础的中国历史学派也正在形成过程之中。

《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也是一篇笔谈，是我当时在成都参加一次城市文化史学术论坛后的感言。在这篇笔谈中，我提出为增强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让城市文化史研究富有新意，必须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扩充城市文化史研究的范围，改进研究的方法和叙事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除研究“城市空间”“大众文化”这些大课题外，还可另辟蹊径，从“感觉史”入手，探讨“城市之味”“城市之声”“城市之形与魂”，在坚实史料的基础之上，通过闻其味、听其声、观其形、摄其魂，走入真实城市生活之中，找到历史的感觉，才能真正将城市文化史写活，写出新意，言人所未言。“激情是感觉的酵母，激活是写活的前提”，“写活城市文化史，的确有很多通道，很多线索，很多着力点，凡可感知的，皆是可写的，且皆是可以入史的。我们因人的不同，因对城市之味、之声、之形、之魂的记忆不同、感觉不同，就可以写出不同的文化史”。不期文章发表后，竟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新华文摘》作为封面标题文章之一，予以全文转载，对促进国内新文化史和城市史的研究也算起到了一点作用。

发表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的《寓乐于会：近代博览会与大众娱乐》，是一篇比较正规的学术论文，也是我关于中国博览会史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尽管文章不算太长，但从一个比较新颖且很有趣的视角，即大众娱乐与博览会的关系，探讨了博览会这种新型大众展示平台和大规模知识传播方式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生命力。在过往博览会历史研究中，人们往往过多关注于科技发明、文明传播、国际交往、城市发展和商品流通这类宏大主题，而对与人们平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大众娱乐则注意不够，或仅轻轻一笔带过，作为点缀。殊不知，恰恰是博览会所具有的这种人人可参与的大众娱乐性，才是博览会（包括世博会）能够一届届不断办下去的内在动力，也是博览会不同于其他展会的本质属性之一。这种“寓乐于会”的大众娱乐特质，使博览会尤其是世博会成为人类社会一场最大的嘉年华，使之在精英与民众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从而赢得更多的观众，成就了所谓“博览会经营学”。可以说，这一研究角度的切入，将城市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博览会史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从而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拓宽近代城市文化史研究的视野，进入向来被忽视的大众逸乐文化领域，开辟若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的新课题。

总结自己治学30余年的经历与体会，我认为，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大小，往往在于是否能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上，潜心于学，不断有所创获，有所开新，能思人所未思，言人所未言。同样道理，衡量一份学术刊物是否优秀，关键也得看它能否在学术研究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唯实是举，唯新是尚，“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具体而言，学术刊物的“开新”似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不断发掘“新人”。学术刊物的生命力在于其背后的作者群，而要保持其持续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就必须不断发现和培养新的作者群。常听许多年轻学者感言：如今因量化考核已成常态，而期刊数量有限，发表文章可以说十分困难，尤其那些尚未崭露头角的新生代学者，要想发表自己的处女作更是难上加难。为此，我十分希望《史学月刊》能带一个好头，就像当年给我们机会一样，给今天的年轻史学家们提供更多发表其成果的机会，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使《史学月刊》成为青年学者茁壮成长的园地。

二是更加鼓励“新见”。史学研究贵在“开新”，好的史学期刊理应成为史学创新思想的源头活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所谓史学“新见”，并非是一味标新立异，食洋不化，新名词、新概念满天飞，而是要依据可靠的史料，经过仔细的辨章学术、去伪存真、归纳总结，从而提出新见解，得出新结论，写人所未写，言人所未言，令人眼睛一亮，耳目一新。在史学研究中，实证性、思想性与理论性必须高度统一，方能形成好的史学成果。唐代刘知幾所言史家之“三长”——才、学、识，可谓皆十分重要，但其中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史识”，即治史中那种“别识心裁”（章学诚语）的真知卓见和洞察力、判断力。当今学界的一大弊病，便是题目越做越小，文章越写越碎，实用主义严重，缺乏历史的理性思维。为矫治此病，甚望《史学月刊》能更加重视刊登那些真正具有独立思考之“新见”的好文章，更加重视对史学理论的探讨，真正做到中国史学的“理论自信”。

三是追求刊物的“形式之新”。所谓“形式之新”，一方面是指栏目设置要有新意和创意；另一方面是指文字风格要倡导晓畅清新的文风，给人以简洁明快的美感。就办刊特色和风格而言，我认为，相比起《历史研究》的深沉、厚重，《史学月刊》给人印象更深刻的是灵巧、新颖和思辨，小而精，信而雅，博采众言而熔为一炉。在众多栏目中，我最喜欢看的是“笔谈”“史学评论”“读史札记”以及一些随期变化的不常设栏目，如“学术史研究”“谱牒学研究”“会议消息”一类。尤其各种各样的“笔谈”，往往视角独特，短小精悍，议论风生，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和学术的“顿悟”，最能体现《史学月刊》的特色，我往往每期必看。当然，若能进一步增添“学术争鸣”“新书评介”等新栏目，更多地介绍国内外史学新著，大力提倡学术争鸣之风，效果则更佳。若如此，似就更为接近1951年创刊之初定刊名为《新史学通讯》的初衷，更加具有自己独立的办刊风格，在众多史学刊物中能独树一帜。

《史学月刊》已然走过了65年的征程，为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若能继续高扬“新史学”的大旗，唯实是举，唯新是尚，新人辈出，新见迭现，创意不断，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办出水平，办出特色，真正成为千万读者自心目中选出的史学“名刊”。我对此深寄厚望焉！

（原载《史学月刊》2016年第3期）

马敏著《七十杂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七十杂忆》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马敏教授回顾自己七十年人生的回忆录，全书分为“忆事篇”和“怀人篇”两大部分，通过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作者从童年至今的人生历程、学术生涯以及对他影响深远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