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两起出售出入境证件案：相同行为，为何处理结果截然不同？

近日，山东威海市两起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件引发法律界和公众关注。两起案件均发生在威海，作案时间高度重合，犯罪行为相同，甚至连骗取的证件类型都是同一种——出入境证件的签证。然而，两案的处理结果却截然不同：一起案件中的行为实施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另一起案件中的核心实施者却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无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更值得关注的是，据了解，这两起案件均由威海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侦办，且由同一名民警主办。

同一地区、同一办案单位、同一主办民警，面对高度相似的犯罪行为，为何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一、威海火炬高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出具虚假事由的材料骗取签证延期，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2021年11月2日，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鲁1091刑初203号刑事判决书。

该案被告人刘静静，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刘静静以威海某甲有限公司、威海某乙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的名义，为外国人出具虚假事由的证明材料，使用"到威海某公司洽谈业务"的虚假事由，带领外国人到出入境接待大厅骗取M签证延期，收取每人1000元至4000元不等的费用。

其中，刘静静共计骗取签证延期30份，收取费用共计人民币51960元。其具体行为：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静静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法规，编造虚假事由，伪造证明文件，为他人骗取签证延期手续，并收取费用，其行为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对于辩护人提出的"提供虚假申请表、营业执照不属于出入境证件、仅出具虚假邀请函并未出售出入境证件"的辩护意见，法院明确予以驳回，认为：相关单位出具的邀请函件属于外国人申请签证延期的必要材料，被告人不仅以注册公司及其他公司名义出具虚假的证明材料，且协助外国人骗取签证延期，牟取利益，实际上即出售了骗取的延期签证，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刘静静犯出售出入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二、另一起案件：核心实施者被认定"无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

与刘静静案形成对比的，是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20）鲁1092刑初307号案件。

根据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韩红莲受李虎安排，制作了39份虚假事由的申请材料，，带领外籍人员到出入境管理机关办理签证延期。具体而言，韩红莲的行为包括：以多家公司名义出具虚假事由的申请材料，捏造"外籍员工入职培训""外籍专家技术指导"等虚假事由；亲自带领外籍人员到威海出入境管理机关，使用虚假事由的材料骗取签证延期；骗取的签证类型包括M签证延期35份、L签证延期2份、S2签证1份、居留许可1份，共计39份；每笔收取6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费用。

然而，韩红莲并未被列为该案被告人。2026年4月23日，威海市公安局威公信回复字〔2026〕7号，就韩红莲的处理问题作出明确说明：

"不能认定韩红莲的行为构成犯罪。经审查李虎出售出入境证件案卷宗，没有证据证实韩红莲存在犯罪的主观故意，不构成犯罪。该案经一审、二审，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韩红莲不构成犯罪未提出异议。"回复同时认定，办案民警林喜军不存在徇私枉法行为。

据了解，韩红莲案发后曾被公安机关到案调查，后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离开境内。

三、两案行为对比：行为相同，结果迥异

将两起案件的核心事实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二者在犯罪行为上完全相同：

行为方式方面：刘静静以5家公司名义出具虚假事由的证明材料，亲自带领韩国人到出入境大厅骗取M签证延期；韩红莲以多家公司名义出具虚假事由的证明材料，亲自带领韩国人到出入境管理机关骗取M签证延期。二者行为方式基本一致。

骗取证件类型方面：刘静静案涉及M签证延期30份；韩红莲案涉及M签证延期35份，另有L签证2份、S2签证1份、居留许可1份，共计39份。韩红莲涉及的证件数量更多、类型更广。

获利金额方面：刘静静收取费用51960元；韩红莲收取费用43700元。二者金额基本相当。

作案时间方面：刘静静案为2017年9月至2020年7月；韩红莲案为2017年1月至2020年6月。二者时间高度重合。

处理结果方面：刘静静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韩红莲被认定为"无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未被追究刑事责任。二者处理结果差异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刘静静案中，法院明确驳回了"提供虚假材料不属于出入境证件"的辩护意见，确立了"出具虚假证明材料+协助骗取签证延期+牟取利益=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裁判逻辑。而按照这一逻辑，韩红莲的行为同样符合出售出入境证件罪的构成要件。

四、同一办案单位、同一主办民警

据了解，上述两起案件均由威海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侦办，且由同一名民警林喜军主办。

这一信息使得两案处理结果的差异更加引人关注。同一办案单位、同一主办民警，在办理行为模式高度相似的两起案件时，为何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处理决定？

在刘静静案中，侦查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最终法院作出有罪判决；而在韩红莲案中，侦查机关未将韩红莲移送审查起诉，最终公安机关认定其"无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

对此，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应当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移送审查起诉。如果同一民警对相似行为作出不同处理，应当有合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目前，威海市公安局在回复中已认定办案民警林喜军不存在徇私枉法行为。但对于两案处理结果差异的具体原因，回复中未作详细说明。

综合两案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韩红莲的行为与刘静静的行为在行为方式、骗取证件类型、获利金额、作案时间等方面高度相似，为何刘静静构成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而韩红莲被认定为"无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二者的本质区别在哪里？

第二，两案均由同一办案单位、同一主办民警办理，在处理结果上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否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安机关能否就两案的差异作出具体说明？

第三，韩红莲到案后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已离开境内，这一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存在应当采取强制措施而未采取的情形？

第四，高区法院在刘静静案中确立的裁判标准，与韩红莲案的处理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种矛盾是法律适用上的正常差异，还是选择性执法的体现？还是有背后的利益输送？

第五，威海市公安局认定韩红莲"无犯罪故意"的具体依据是什么？生效判决书中认定韩红莲直接制作了36份虚假材料、39次带领外籍人员骗领签证延期，这些事实是否足以推定其具有犯罪主观故意？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同样的行为受到同样的对待，是公众对执法公正的基本期待。

威海这两起出售出入境证件案件，在行为模式高度相似的情况下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处理结果，且涉及同一办案单位和同一主办民警，这一现象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和回应。

有关部门应当就上述疑问作出公开、透明的说明，消除公众疑虑，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也期待上级机关能够关注此事，对两案的处理过程进行审查，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公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