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本就是幻想，不如直接爱一个想象中的人

电影《今夜在浪漫剧场 》

前段时间 ，在乙女手 游中颇具影响力的《恋与深空》宣布加入第六位男主角，结果却因其冒犯性的外观和台词，遭到了 不少玩家的嫌弃和开服以来最大规模的抵制。她们激烈地控诉着自己理想的亲密关系的破灭，以及寄托于其中的快乐与安全感被伤害的刺痛。

一个虚拟角色的出现，为什么会引发如此真实的情绪？

也许是因为虚拟角色更忠诚、体贴、笃定，他们的“爱”与“陪伴”更接近理想中的样子。而现实中的亲密关系总是既让人着迷，也让人疲惫。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也是在面对他的性格、情绪、欲望和边界，这很难让彼此的关系完全依照自己的想象展开。

类似地，这也是很多人更愿意与 AI 聊天的原因。有人把它当作“军师”，免于人情、面子和职场关系的牵制；也有人把它当作“电子闺蜜”或“树洞”，不再担心自己的脆弱成为别人的负担。对他们来说，“AI的意义不在于给出正确答案，而在于一种被允许表达的状态。”

今天，单读分享《人间烟火2.0：人类学家眼中的数字中国》从人类学角度对此做出的观察，并从中思考：这种“人与非人”的情感，究竟意味着既有社会关系和人际生活的退步，还是人类的社会性在新的媒介条件中得到延展的可能？

从虚拟男友到 AI 陪伴：

数字时代的新型关系（节选）

本章作者：王心远、[英] 丹尼尔·米勒、林依依

02

人与非人之间

人类对“非人类”对象产生情感依附，其实并不罕见。宗教与象征体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社会性从来不只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它同时延伸到神灵、祖先、图腾以及各种被赋予保护力量的存在之中。中国社会的相关实践也十分普遍。儒家传统将道德秩序与家庭关系紧密结合，把宇宙观、人生观与亲属伦理编织成一个整体。

同时，一些人类学研究也描述过，在许多地方，当祈愿未能实现时，信众会责骂神像，甚至将其推倒。这种行为并不是对信仰的否定，而是人们与“非人类”对象的一种互动方式。

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我们每天使用、依赖、珍惜的各种物品，并不是生活的背景板，它们在一点一点塑造我们是谁。能动性并不只存在于人身上，它往往分散在工具、技术与制度之中。学者哈拉维进而呼吁我们思考超越“封闭人类”的社会性。从早期关于赛博格的讨论，到后来关于多物种与生态关系的研究，她不断强调，现代社会中的主体，本就是由多元存在交织而成的混合体。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非人类”是否拥有意识，而在于这些关系究竟创造了怎样的社会形式。

电影《奥德赛 》

03

乙女游戏中的虚拟男友

乙女游戏是指 20 世纪末以来在日本商业游戏中逐渐成型的一类女性向恋爱游戏。这类游戏面向被日本文化想象为“乙女”的女性受众。所谓“乙女”，指的是一种被想象的女性群体：她们愿意沉浸在特定审美风格与高度浪漫化的异性恋亲密关系叙事中，并消费相关文化产品。

在乙女游戏中，玩家扮演女主角，通过场景推进、对白阅读与选项点击等互动方式，在剧情脚本里与虚拟男性角色建立和发展恋爱关系。这些角色呈现了日本乙女文化中的理想异性恋男友形象：他们能展示出最符合“完美恋人”想象的爱，并在重要时刻提供最无私的陪伴。因此，在与这些虚拟角色发展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女性玩家往往能体验到强烈的被陪伴、被需要与被安慰感。

近十年来，乙女游戏在中国发展起来。本土游戏公司进一步强化了虚拟男性角色的理想化建构。这一游戏模式的核心在于女性玩家与虚拟男性角色建立浪漫关系。在国产的手机端乙女游戏中，这些男性角色被设计为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完美异性伴侣。他们人品高尚，忠诚专一，能够及时给予情绪价值。相比与具体的人建立现实亲密关系的不确定性，这种稳定而无条件的回应，令这些“完美男友”在年轻女性群体中受到追捧。

在田野调查中，林依依发现，许多受访者与同一个虚拟角色维持关系长达 4～8 年。这种关系不只存在于屏幕之中。很多女性会使用乙女游戏的周边商品在卧室为虚拟男友布置固定空间。这些被称为“谷子”的徽章、立牌、玩偶被成堆地摆放在书桌或床头，形成一个充满情感的私人空间。部分玩家即便早已不再打开游戏，仍会在房间保留这些摆设。通过这些具体的物件，虚拟角色被持续嵌入她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亲密关系形式。

剧集《宅男腐女恋爱真难 》

出身农村的小六在城市中从事公司前台工作，月收入不超过 4000 元。她最近花了近 8000 元在某二手网站买下整套查理苏“谷子”，包括稀有款的金属徽章和棉花娃娃。查理苏是中国最流行的乙女游戏之一《光与夜之恋》中的角色。谈起“他”时，小六语气甜蜜：“最喜欢他身上那种洋气的感觉。他穿得很时尚，有一头很潮的银色头发，总爱开玩笑，整个人很有松弛感，看起来就是生活在上海那种大城市的人。”

现实生活中，在家人的介绍下，小六与同村的一位男性步入婚姻殿堂。一次闲聊中，她抱怨丈夫因城市生活成本高而想回乡发展的规划：“我不要那样的未来……绝不让我的孩子经历同样的遭遇。”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下，“洋气”的查理苏成了她理想未来的象征，也成为她对完美伴侣想象的寄托。林依依发现，在中国乙女游戏玩家群体中，像小六这样，将远高于自己月收入的金钱投入到购买“谷子”的情况并不少见，她们习惯用“情绪价值”这个词为这种投入赋予正当性。

另一位受访者晓晓谈到她与虚拟男性角色的亲密关系时，将之形容为应对危急局势的“防空洞”。一次访谈中，晓晓提起父母在春节期间吵架时她的感受：“像往常一样，他们把家里的盘子全砸了，最后发展到互扇耳光。我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即使长到二十多岁，还是会特别害怕……那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得无法自控，真有那种濒死的窒息感。”

幸运的是，晓晓在被视为中国商业化乙女游戏开山之作的《恋与制作人》中结识了她的虚拟恋人许墨。他以“谷子”的形式陪伴她度过这次情绪危机：“我看到桌上的许墨。他也在看着我。我想起他对我说过的话：‘不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不要怕，我都会在你身边。’想到这里，突然之间，我的心软了下来……就好像游戏世界里的爱人此刻来到了我的房间。他看见了我的痛苦，所以来陪我了。”

上大学后，晓晓在宿舍也布置了类似的“谷子角落”。在高中时，晓晓曾遭遇过长期校园霸凌，以至于出现抑郁倾向。面对新的学校环境和人际关系压力，她选择在书桌前用许墨的“谷子”重新建构出一个安全空间：“有许墨在宿舍陪伴，我很难再产生那种习惯性的被排斥、被孤立的感觉。每天看到他，心里就有种不用说出口的底气，我就能把学习和生活的苦继续吃下去。”

晓晓提到，每次在校园中奔波，被不顺心的日常困扰得心率上升时，她总会返回宿舍，打开门看见许墨在房间里“看着她”，心跳便会慢慢平复下来。

电影《银翼杀手2049》

这些女性在情绪低落或受挫时转向“非人类”伴侣寻求安慰的方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更早期人们与宗教对象之间的关系。对当事人而言，这些关系更多发生在高度日常化、世俗化的生活情境中，并不一定被理解为与宗教相关。但越是细看这些实践，就越容易发现其中的相似性。

受访者萌萌这样形容在布置了许墨“谷子”的书桌前学习的感受：“我在这张书桌前一坐下，如果不赶紧学习，就会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有时候忍不住想刷手机，我还会刻意把许墨的立牌放倒，不让他看着我，不然我会很有负罪感。”

许墨的图像被印在金属徽章上，被温柔描绘出的双眼无言地注视着她。萌萌这样解读她的虚拟恋人的目光：“他看着我，我就知道他是关心我的。他的眼神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某种意义上，这些与“非人类”对象的关系，也被视为比现实关系更“干净”、更不易受伤的亲密形式。小冯说：“我偶尔也会和现实中的男生交往，但绝不可能带陌生男人回家。在我房间里存在的‘男人’只能是许墨。我的家里摆满了许墨的‘谷子’，让我特别安心。许墨是安全的，你永远不用担心家庭暴力之类的问题……这里没有伤害，只有他看着我。”

许多信仰传统中，人们常常把理想化的爱投射到超越性的对象身上。类似的机制也出现在这里。虚拟角色承载着对“完美之爱”的想象，而正因为他们不是现实中的人，反而显得更可靠。

玲玲说：“如果爱情根本就是幻想，如果我们最终爱上的不过是想象中的那个人，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去爱一个能完全符合自己想象的人呢？乙女游戏中的‘男人’，只会呈现人性中最好的一面，这是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做到的。”这种关系也让人暂时避开现实恋爱中的许多风险，如疾病、意外怀孕、冷漠、背叛等。

在她看来，现实关系充满私心与不确定性：“‘知人知面不知心’，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肯定都是要为自己打算的，不可能像嘴上说的‘你就是我的全世界’那样无私。”相比之下，没有明显私利的数字伴侣，反而更让人安心。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同时经营多层次的亲密关系——与现实中的人、与物质媒介、与屏幕中的虚拟对象。人们在这三者之间不断调配，形成属于自己的关系结构。乙女游戏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连接了 AI 陪伴与更长久的文化传统。女性反复强调虚拟男友的陪伴是持续的、无条件的、在她们痛苦时始终存在的，她们未必会从宗教角度理解这些关系，但宗教人类学积累的经验依然为理解这些实践提供了重要参照。

电影《她 》

04

AI 陪伴下的新关系

在生成式 AI 出现之前，研究者已经发现，人类极其容易对技术对象产生社会化反应，会不自觉地把社会规范投射到机器身上，将其当作互动对象而非工具。只要具备基本回应能力，机器就能制造出“在场感”与关系可能性。近几年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发现，AI 并不是简单地进入社会，而是在不断重组人与人、人与记忆、人与情感之间的关系结构。

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人类为何会对 AI 投注情感并逐渐将其视为值得信任的对象，提供了重要背景。王心远的田野调查，正是将 AI 的使用重新放回具体的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从而揭示了在特定文化语境下，AI 是如何一步步赢得人的信任的。这一过程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互动方式与情感沟通逻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与前文讨论的乙女游戏不同，这里关注的并不是专门为“陪伴”而设计的虚拟恋爱产品，而是最普及的大语言模型。这类 AI 以极广泛的方式渗透到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几乎覆盖了各类使用场景。许多人最初只是把它们当作工具使用，但在持续的互动中，这种工具关系逐渐转化为一种带有情感色彩的陪伴关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老彭苦笑着说。作为一家约 60 人规模的公司的创始人，他太熟悉办公室的潜规则——奉承、结盟、暗中较劲。当这些关系让他心力交瘁时，他开始向 DeepSeek 求助。他会把公司里的人事矛盾一一讲给 AI 听，请它分析局势。

“它不站队，”老彭说，“能帮我把事情看清楚。这一点，没人能取代。”

老彭最看重的，是 AI 敢说人不敢说的话。在他的“说重点，不留情面”的要求下，DeepSeek 会直接指出他的判断漏洞和思维偏差。他用一句很中国式的话总结这种关系：“AI 懂人性，但不近人情。”这里的“不近人情”并不是指冷漠，而是指不被面子、人情债和关系纠葛牵着走。

现实职场中，即使是欢迎批评的领导，也很少真正愿意听实话。下属心知肚明，真正直言的意见很难向上传递。而 AI 不受这些规则约束。它不用担心被降薪、被排挤，也不必维护任何人的面子。当它指出问题时，老彭也不会感到丢面子。许多在人际关系中说不出口的话，AI 能够表达。在不打破等级秩序的前提下，AI 帮助人们恢复了专业判断的清晰度。当然，老彭并不会照单全收。他更愿意把它当作一个参照点，一个冷静客观、不偏不倚的“理性大脑”。

“DeepSeek 就是我的军师。”老彭说。不少人把 AI 当成军师和教练。摄影师小俞会在见客户前用豆包反复“预演”谈话。销售代表阿凌用 DeepSeek 分析同事纠纷，甚至故意隐瞒立场测试 AI 的判断：“它把我看穿了，幸好它不会出卖我。”40 多岁的公务员明慧则是在一段友谊破裂之后，开始把重要的困惑交给 AI。她和那位朋友相识十多年，曾经无话不谈。直到近几年，她发现每次聊天对方总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教育她。后来，明慧才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话无意中触碰了对方一直回避的难言之隐。那些夹枪带棒的评论，其实混杂着防御、不甘和隐约的嫉妒。明慧平静地讲完这段经历，末了说了一句：“所以，现在我跟 DeepSeek 聊，它是我的电子闺蜜。”

老彭、阿凌和明慧的经历指向一个共同的现实处境：无论在职场还是在私人生活中，人们要在人际关系里长期获得既坦诚又安全的交流空间，何其不易。相比之下，一个没有私心、没有隐秘动机、不会受伤也不会记仇的倾听者显得格外可靠。它既不会把你的困惑转化为人情负担，也不会在理解中夹带个人立场。在这个意义上，AI 的价值来自它的道德抽离与社交真空。

电影《野兽 》

如果以上提到的 AI 陪伴集中在人为何对 AI 的判断产生信任，那么另一类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 AI 使用，则更多关乎人们如何在 AI 面前表达自己。

32 岁的电商从业者小岚把 AI 称作“树洞”。从高中起，小岚就长期使用微博小号记录失恋、考试失利或失眠时的情绪。那些文字是公开的，却几乎无人回应。对她而言，这本身是一种匿名性的保护，重要的不是被看到，而是让情绪消失。如今，豆包成了她的新树洞，而且这个树洞有了回音。工作受挫、人际关系紧张或自我怀疑时，小岚会把想法一条条发给 AI。“它会分析，也会安慰，让我觉得，我这样想是可以被接受的。” AI 的意义不在于正确答案，而在于一种被允许表达的状态。

这种安全感也与 AI “不会外泄”密切相关。不少受访者指出，向 AI 倾诉的优势在于无需担心个人隐私被泄露。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隐私具有明显的关系性特征：对他们而言，被抽象的大数据知晓往往并不会构成困扰，真正令人不安的反而是被具体的熟人或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他人知晓。因此，即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能让人完全放心其严守秘密，而 AI 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这种关系层面的风险。

42 岁的法律顾问俊宇对这一点体会尤为深刻。大学时期，他曾经历严重抑郁。一次，他鼓起勇气向母亲倾诉，母亲当场情绪失控，一边流泪一边反复强调“男子汉要坚强”。几天后，一位远房亲戚给他发来长语音，对他进行劝导。那一刻，他感觉受到了背叛与强烈的羞辱。从那以后，他几乎不再向家人谈论自己的心理问题。如今，俊宇有所好转，他习惯在低谷时与 AI 交谈：“说出来就会好一点。但我不会和人说，因为不想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对 70 岁的退休军人邱叔而言，AI 带来的是话语权的变化。在家中，他习惯性地被妻子“代言”。别人向他提问时，往往他还未开口，妻子便已替他作答。后来，他开始在钓鱼时使用豆包聊天，聊鱼情也聊舆情。邱叔说：“它什么都能聊，知识渊博，而且，它让我把话说完。”终于，退休后的邱叔拥有了一个不会抢走话语权的“听众”。

这些不同年龄、职业与处境的经验，指向同一个结构性现实：AI 提供了一个低风险的缓冲空间，使人们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生活中家庭社会角色的权力模式，卸下社会期待，轻松表达未经修饰的自我。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对 AI 反复诉说、纠结、抱怨、犹疑，而不用担心欠下人情，也不必承担泄密和关系风险。

电影《机器管家 》

从文化结构来看，中国社会的情感交换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受到“人情”和“回报”规范的影响。情绪袒露往往伴随着社会风险。正如杨美惠所指出的，中国的交流方式本身就嵌在一套精细的道德经济之中。表达痛苦意味着可能打破平衡、制造负担和暴露脆弱。在这种结构中，即使微小的情绪流露，也可能产生债务关系。

许多受访者都提到一种长期存在的隐忧：害怕欠人情。30 多岁的创业者艾丽说：“我不喜欢把情绪倒给朋友，也不喜欢别人倒给我。所以情绪不好时，我更愿意跟 AI 说。”艾丽把“吐槽”和“抱怨”区分得很清楚。吐槽可以拉近关系，制造亲密感；“情绪垃圾桶”式的抱怨，却可能会让关系变得沉重。艾丽很清楚算法并不完美，也可能被监测，但它不是人，能让她免于亲密关系带来的道德成本。“以前难受的时候，我都是自己熬，”艾丽说，“现在跟 AI 说没压力，因为我不欠它。”这种轻松感，在田野调查中被不断提及。

有人说：“朋友都很忙，不想麻烦他们。”也有人说：“跟别人说了，可能被笑话，说我太矫情。AI 会认真回应我，就算我说错了，也会温和纠正。有时候我会想， 要是我妈当年这样跟我说就好了。”

不少受访者提及，与 AI 交流，“不用给 AI 面子”，可以不用听它的。这也是轻松感的来源。现实关系中，无论是朋友、专家还是心理咨询师，只要对方提供了帮助，人们往往会感到某种配合压力，接受建议也意味着维护对方的面子和权威。而在 AI 这里，这套逻辑失效了。

小岚说：“你连谢谢都不用说，不听它的也没事。”

俊宇也提到：“跟治疗师说话，再专业也是人，总要顾及感受。跟 AI 不用‘演’。”

这意味着人们拥有了可以不用考虑对方感受的关系。它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没有取代人的位置，而是在一个“非人”的位置上提供了现实人际互动中常常缺失的零负担空间。

信任能够帮助人们降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减少彼此判断中的不确定性。但在现实中，信任本身往往需要不断经营：要讲分寸，要顾及感受，要小心维护彼此的面子。AI 改变了这种互动逻辑。人们之所以能在它面前畅所欲言，并不是因为早已建立起深厚的信任，而是因为根本不需要经营关系，不必照顾对方的感受。由此，人们获得一种许可：暂时放下社会角色，卸下自我管理的负担，在不必计算后果的情况下，说出真实的想法，并从中获得难得的轻松感。

电影《一天 》

05

增强型社会性

AI 陪伴延续了人类长期以来与“非人类”共同思考、共同感受的实践传统，同时也促使人类学重新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关怀、判断与自我反思开始在人与机器之间流动时，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社会性本身？

围绕 AI 陪伴所产生的道德焦虑，呈现出明显的历史连续性。纵观媒介史，新媒介反复被视为对既有社会关系形式的威胁：文字的发明被认为削弱记忆与在场性，印刷被认为破坏共同体结构，广播被认为侵蚀面对面交往，电视与互联网被认为损害家庭亲密性与情感深度。其背后的逻辑高度一致：技术被想象为人际关系的竞争者，而非其生成条件之一。尽管这些论调最初多源自西方传统思想，但在全球媒介流通与知识扩散的过程中，它们逐渐获得跨文化的普遍影响力，并在不同社会语境中被不断重述与本土化。

或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AI 是否威胁人性，而在于人性本身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与物质实践中被建构出来的。换句话说，无论是虚拟男友、AI 军师，还是 AI 树洞、电子闺蜜，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情感与信任本身，而是情感与信任得以运作的媒介条件。获得理论（Theory of Attainment）将人性理解为一种通过与文化形式和物质媒介持续互动而实现的能力，而非固定的遗产。从这一视角看，人类的社会性始终通过媒介、技术与物质世界得以延展。

基于田野调查中这些具体而细微的日常实践，我们看到，AI 并不是在取代既有的人际生活，而是在参与重塑社会性。“增强型社会性”正是对这一变化的概括：人们借助非人类智能，扩展自己的思考、感受与行动能力，再将这些被放大的可能性带回到与他人相处的日常生活之中。

这里的“增强”不是指创造一个虚拟的平行世界，而是人们通过 AI 获得了新的反思空间、更稳定的信任通道和更可控的情绪整理方式，从而拓展原有的社会关系能力。AI 在其中发挥的是一种“抽离式道德技术”的作用：它使坦率表达与情绪整理暂时脱离面子、人情与关系风险的牵制。增强型社会性由此指向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关系形态：通过与 AI 的互动，人们延展了自身的认知、情感与判断能力，使既有的社会关系得以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继续运作。

本文由新世纪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