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第27章 供与捕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审讯柴国利的，是周J官。

周J官五十出头，做了一辈子刑J，头发花白、眼袋重、说话慢，他办的案件比所里大多民J的岁数还要多，进审讯室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两杯水，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一杯放在柴国利面前。

柴国利看着那杯水，没有动。

周J官坐下来先看墙上的钟，过几秒他才说：手机从哪儿来的？

柴国利说：捡的。

周J官说：在哪捡的？

柴国利说：街上。记不清了。

就捡到个手机？没捡到别的？

没别的，就这个手机。

周J官不再多问，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放下来看钟，审讯室里安静了，只有钟走着滴答、滴答的声音。

周J官的老法子就是如此，审人，先别急，让他在沉默中慢慢坐软，坐软了，嘴就开了，他干了一辈子刑J，见过的人多了，有的犯人一进来就嚷嚷，是虚的，有些犯人一声不响才是难啃的，柴国利属于后者，但是周J官却不急，他有时间。

柴国利坐着，他等了许久，没有人说话，他偷偷抬起眼睛看了周J官一眼，周J官坐在椅子上闭眼休息着。

过了很久，周J官才睁开眼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推给柴国利。

照片里，是一个男人，四十多岁，国字脸，穿西装，在一家店铺门口站着。

周J官说：认识这个人吗？

柴国利看了一眼，摇头：不认识。

周J官说他叫王春所，做建材生意，4月23日出城之后就没有回来，他的手机在你那里。

柴国利没有说话。

周J官：手机是他买的，是丢了？你是从他身上拿的？你弄清楚了再说。

柴国利说：我真的是捡的。

周J官又看了钟，钟，嗒、嗒、嗒。

这一坐，又坐了半个小时。

周J官没有碰他一根手指，没有拍桌子，没有提高声音，没有站起来，只是坐着，喝水，看钟，偶尔说一句，就像一个人等另一个人，自己把自己想明白。

柴国利的手开始出汗，他把手在桌子上擦了擦，低着头看桌面。

周J官说，你年纪不大，你还有大半辈子的时间，你不说我们也能查，手机在你那是铁证，不承认，查清了罪行更严重，说明白了，你就是配合、立功。

柴国利没有说话。

周J官又说王春所，四十多岁，有孩子两个，她妻子到现在还坐在派出所门口等着他的消息，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你要是知道的话说出来，好有个交代。

柴国利的嘴唇，动了动。

审讯室里的钟，还在走。

……审讯像熬鹰，比的就是体力和意志力。

周警官中途接到一个电话，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柴国利，你说你手机是捡到的，那你屋里那个充电器哪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出租屋里那块手表，是王春所的？你还想抵赖！！

长久的沉默，柴国利心理防线崩溃，终于他低声地说着，我不是一个人。

周J官说：什么意思？

柴国利说：那单活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我们，有一伙人。

周J官说：多少人？谁是头？

柴国利沉默了一会儿说，头儿姓杨，叫杨天勇，他以前当过J察。

周J官端水杯的手，顿了一下。

柴国利说：他有炝。

周J官放下水杯，看着柴国利说：从头说起。

柴国利交代了，断断续续，一点一点，他说他们一伙人有七八个，头儿叫杨天勇，以前在铁路派所工作过，后来不干了，带着他们干“大活”，专抢好车，刹人不留活口，他负责望风、开车和销赃跑腿，4月23日那单是杨天勇点的，白色桑塔纳，建材老板，把车牌换掉卖出去了，把人处理了。

周J官问：手机呢？

柴国利沉默了一会儿说，手机他说要烧了，钱包、证件、衣服都烧了。

周J官说：可手机你没烧。

柴国利说，我自己留着了，新手机能卖几百块，我想关机两个月，风声过了后拿去当掉换几个钱，没和杨天勇讲，他知道我留下会骂死我的。

他说话的时候低头，他不知道他的“没舍得”，把整个团伙都搭进去了。

周J官问：把人处理了，是什么意思？

柴国利不说话了。

周J官不再问了，他走出审讯室，站在走廊上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他看向窗外，他知道，处理了也就是死了。

他认为，这起案件不只是一次性的，他想着以前杨天勇当过J察，他想到干过J察的人带人冒充J察抢车刹人。

掐灭烟后，他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查杨天勇，昆明铁路局公A分局，东站派出所以前的民J。

电话里传回来的消息让周J官坐直了身子。

杨天勇，男，1959年生，楚雄人，于1977年参J入伍，服役期三年，被评为优秀射手，退伍以后到昆明铁路局公A分局东站派出所当了六年民J，1994年长期旷工、人不在岗而占位，2000年3月铁路系统清理队伍，把他正式辞退。

周J官看着档案里“优秀射手”四个字看了很久，他想，一个优秀射手、一个当了六年J察的人，带着一伙人冒充J察抢车刹人，他想着，没有人会怀疑一辆J车。

他把档案放下，说查他的全部关系，这些年跟什么人交往，住在哪，和谁一起干，全部查清。

审讯进行了两天，柴国利交代的越来越多，他供出的人，一个个浮现出来，杨天勇、肖林、肖力、杨明才、左曙光，还有一个叫滕典东的，大连人，二十多岁，骨干，跑腿、望风、下手，都有他，加上管改号换牌的邹洪斌，湖南人，四十多岁，车到他手里后用打磨机把发动机号、车架号全部改掉，卖往外地的查不到来源。

周J官在会议室白板上写下了一个个名字，白板上最后列了八个名字，杨天勇、肖林、肖力、杨明才、左曙光、滕典东、邹洪斌，最后一个是柴国利自己，在他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圈，标注“已抓获”，八个名字下各有一行身份、住址、常去的地方。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周J官站在白板前说：调动350名J察组成5个抓捕小组，同时动手。尤其注意杨天勇，他带着炝。

2000年6月17日，深夜。

昆明城西是一片城中村，上百名J察借着夜色将一片出租屋围了个水泄不通，带头的周J官，站在巷口看着那间亮灯的出租屋。

行动前有人问他，周队，那个杨天勇以前当过J察，会不会狗急跳墙？

周J官说他当过J察，比别人更清楚跑不掉的，如果开炝了就死路一条，他不是蠢人。

凌晨一点，门被敲响。

屋内静了一会儿，接着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人，高个子，一米八左右，穿着一件旧背心，头发剃得短短的，脸上有一道疤，他站在门口看着门外密密麻麻的人群没有动。

周J官说：杨天勇？

那人说：是我。

周J官说：跟我们走一趟。

杨天勇没有反抗，他甚至连后退一步都没有，他站在那里，看了周J官一眼说：抵抗是没用的，我当过J察，这个我知道，路到头了，要死就死吧。

他伸出双手让民J给他铐上，在铐子扣上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挣扎。

搜身没有炝，周J官问：炝在哪？

杨天勇说：屋里。

周J官说：还有别人吗？

杨天勇说：就我一个。

民J进入屋内，一股烟草味扑鼻而来，桌上放着一个烟灰缸，堆满了烟头，墙角有一个铁皮柜上着两道锁，周J官看了一眼那铁皮柜问：柜子里装的是什么？

杨天勇说：钱，还有账本。

周J官说：打开。

开了锁，柜子里面码着一沓钱，现金旁边放着一本蓝皮笔记本，周J官拿起本子翻看了一下，本子上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哪年哪月、什么车、卖了多少钱、谁分的多少，字迹工整，像记账的会计。

周J官翻了几页就合上本子说：“带走，”

那天夜里，杨天勇被带走，他离开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中村，夜幕下城中村的灯一盏接一盏亮着，他看了一眼回过头去，走了。

他走到巷口的时候，看见巷子两边都站满了人，便衣的、穿制服的一片漆黑，他停了一下没有抬头，跟着民J上了J车，车门一关上他说了一句，兄弟们都交代了？

民J没有回答他，望着窗外，城中村的灯光越来越远。

同一夜肖林在租住地被捕，他被带走的时候，家里有几个女人在打麻将，麻将声停了下来，女人看着穿制服的民J发愣，肖林把手中的牌放下。

他没有反抗，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麻将桌，桌上牌还摆在那儿没人碰，他转过身去走了。

那一夜五个抓捕组几乎同时动手，350人分散出去，犹如一张网，收回来的网里没有一条鱼逃出来，只有一条鱼不在网中，肖力不再昆明，他带着老婆孩子回东北老家去了，抓捕组查出他买了去北京的62次列车，车已经开走。

6月18日，昆明开往北京的列车。

7号车厢6号下铺，一个男人，带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坐在铺位上，男子约三十岁，体型瘦小穿灰色夹克，女子怀抱着婴儿、小孩熟睡着。

列车进某个站时有两个便衣民J分别从前到后走过来，走到六号铺面前，停下脚步，其中一位J察掏出证件，低声说道：肖力？

男人抬头看向他们，没有动，他先看了看身旁的女人再看看睡着的孩子。

民J说别惊动孩子，和我们一起走。

肖力沉默片刻之后，他站起来对女人说，你带孩子先回老家，孩子，别让他看到这个。

女人抱着孩子，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没有哭出声。

民J带肖力从车厢里走出来，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时，肖力停下来说道：我全说了，不要在车上惊吓到我的妻孩。

民J说：行。到站再说。

列车停靠冷水江，肖力被带下车，站台风很大，肖力回过头去看了远去的列车一眼，车窗外他看见了女人的脸贴在玻璃上，女人用湿毛巾擦脸。

肖力流下了眼泪，他抬手抹了一把脸，跟着民J走了。

他没有反抗，从他上车的时候起，就知道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列车继续往北行，车厢内有人打牌，有人嗑瓜子，有人倚着窗户看外面灰黄的田野，7号车厢少了一个人没有被发现，冷水江站台上的风非常大，肖力回头望了一眼列车远去的方向，他的老婆孩子还在那趟车上，他想，他一走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6月17日凌晨，搜查组进入他的出租屋。

屋里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几个纸箱，从床下拖出一只帆布包，帆布包很重，拉链拉了半截。

民J打开拉链看了一眼，愣住了。

帆布包里是炝，三支手炝油布包着，码放整齐，其中一支炝身乌黑、炝口朝下放在最上面，技术员蹲下来一支一支地登记炝号，三支炝有三个编号，写到第二支的时候他的笔尖停了下来，那串号码他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