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阳战役，纵队司令成钧担任敢死队长，谭震林大怒：我开除他党籍

1947年12月，山东莱阳。

那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十二月的胶东半岛，北风贴着地面刮，刮得人脸皮发疼。城外的田野光秃秃的，只剩下收割后的庄稼茬子，在风里瑟瑟地抖。

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谭震林站在指挥所里，摊开一张军事地图，目光落在莱阳城那个位置上。莱阳是胶东的中心城市，也是国民党军在胶东半岛最后一个重要的据点。自打1947年9月被国民党军占领以来，这颗钉子就一直扎在胶东解放区的心口上。

许世友用指头点了点地图上的莱阳：“打下它，胶东就算彻底拿回来了。”

谭震林点了点头：“让七纵上。”

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成钧那年三十六岁，正是一员虎将。他是湖北石首人，1911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六岁就参加了石首农民起义，十九岁参加红军，二十岁入党。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他打了十几年仗，身上的伤疤数都数不清。贺龙当年就很欣赏他，长征路上他带着十八团打前锋，是出了名的不要命。

打仗不要命，是成钧的标签。可有时候，太不要命了，也会出事。

莱阳战役打响之前，许世友和谭震林把作战任务交给了七纵，给的时间是五天。七纵有三个师，加上配属的榴弹炮和重迫击炮连，兵力是占优势的。莱阳城里，国民党守军是整编五十四师三十六旅一〇六团和一〇八团一个营，加上地方土顽武装，总共不到一万人。按说兵力对比悬殊，打下来应该不难。

可仗不是算算术。

12月4日黄昏，七纵开始向莱阳城运动。部队以突然行动插入四关，截断了外围守敌与城内敌人的联系，动作快得出敌意外。当晚，二十师就在南关歼灭了守敌一个排，俘虏了五百多还乡团。到12月7日，莱阳城外围据点基本扫清。

真正的硬骨头，在城里面。

莱阳城中心有座城隍庙。那是一座峭拔的大型建筑，地势很高，站在庙台上能把整个莱阳城看得一清二楚。庙的东北、正北和西北三面都环绕着丈余深的大水塘，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一〇六团副团长胡翼烜早就把这里当成了最后的坚守之地。他在庙四周修建了各种防御工事，储备了充足的粮食弹药，甚至在庙里挖了水井。

12月9日，七纵攻入莱阳城内。胡翼烜带着残部退进了城隍庙，关上大门，死守不出。

成钧下令攻城。

七纵的三个师轮番上阵，对着城隍庙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十九师冲上去，被打下来；二十师冲上去，又被打下来；二十一师再冲上去，还是没打下来。城隍庙的工事太坚固了，火力太猛了，庙前那片开阔地简直就是一片死亡地带，战士们冲上去一批倒下一批。

一天一夜过去了，城隍庙纹丝不动。两天过去了，还是没动静。七纵的伤亡越来越大，十九师因为伤亡过多被迫撤下来休整，二十师也跟着撤了下来。

消息传到兵团指挥部，许世友坐不住了。敌人援军已经在路上，八个旅的兵力正往莱阳压过来。再拿不下城隍庙，攻城部队就要陷入两面夹击的险境。

许世友和谭震林商量了一下，决定换人。命令下给七纵：停止攻击，撤到城外休整。由十三纵三十七师接替七纵，继续攻打城隍庙。

命令送到成钧手上的时候，他正在前沿指挥所里。

他拿起那份命令看了一眼，手就开始抖。

撤下去？让十三纵来打？

他“啪”地把命令拍在桌上，吼了一声：“不行！”

旁边的人吓了一跳。政委赵启民赶紧过来，拿起命令看了一遍，皱起了眉头。

赵启民知道成钧的脾气。这人犟，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可这回是兵团首长的命令，不是闹着玩的。

赵启民开口劝：“老成，命令已经下了，咱们服从吧。部队伤亡太大，需要休整。”

成钧猛地转过身来，眼睛瞪得溜圆：“我堂堂七纵，连一个城隍庙都拿不下来？让兄弟部队来替我们打，这脸往哪儿搁？”

赵启民还想再劝：“打仗不是赌气……”

成钧一摆手，打断了他：“谁赌气了？我亲自上！”

赵启民愣住了：“你上？你上哪儿去？”

成钧把帽子往桌上一摔：“组织敢死队，我当队长。今天拿不下城隍庙，我就不回来了！”

赵启民急了：“不行！哪有纵队司令员亲自当敢死队长的？你走了，谁指挥整个纵队？”

成钧不听。他转身就往外走，边走边喊：“传我命令，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

那天下午，七纵排以上干部被集中了起来。成钧站在队伍前面，穿着一件被硝烟熏得发黑的棉军装，腰里别着枪，手里拎着一顶钢盔。

他看着面前那些同样熬红了眼睛的干部们，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我带你们去把城隍庙拿下来。拿不下来，咱们就都别回来了。”

没有人说话。队伍里静悄悄的，只有北风呼呼地吹着旗角。

成钧把钢盔往头上一扣，一挥手：“出发！”

敢死队像一支离弦的箭，朝着城隍庙的方向扑了过去。成钧冲在最前面，一个人跑在队伍的前头。

赵启民站在后面看着，喊也喊不住，拦也拦不了。他急得直跺脚，赶紧回到指挥所，抓起电话，拨通了兵团指挥部。

电话那头是谭震林。

赵启民把情况一说，谭震林在电话里沉默了两秒钟。

然后他炸了。

“什么？成钧亲自带敢死队冲锋？他疯了？”

谭震林的声音从话筒里蹦出来，震得赵启民耳朵发麻：“他是纵队司令员！他要是出了事，七纵谁来指挥？这个成钧，简直胡闹！”

赵启民握着电话，不知道该说什么。

谭震林在电话那头喘了几口气，声音压低了，却更沉了：“你听好了，把我的命令向各师干部宣布：从现在起，第七纵队的一切行动由政委赵启民负责！成钧的前线指挥权，暂时撤销！”

顿了顿，谭震林又加了一句，字字如铁：“如果他不服从命令，我就开除他的党籍！”

赵启民放下电话的时候，手心里全是汗。

他转身跑出指挥所，想去把成钧追回来。可城外枪声已经响了——敢死队和城隍庙的守敌交上了火。

城隍庙的守敌早就架好了机枪，等着解放军往上冲。成钧带着敢死队冲到庙前那片开阔地的时候，敌人的子弹像下雨一样泼过来。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成钧不管不顾，继续往前冲。

敌人的特等射手盯住了他。

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成钧的左肩。

他身子一歪，往前踉跄了两步，鲜血从肩头涌出来，顺着胳膊往下淌，很快就染红了半边袖子。他想再往前冲，可腿已经不听使唤了。身后几个战士扑上来，把他从火线上拖了下来。

担架抬过来的时候，成钧还在挣扎，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别管我……冲……冲上去……”

可他起不来了。子弹打穿了肩膀，伤得不轻。

他被抬下了阵地。

赵启民赶到的时候，成钧已经躺在担架上了。他半边身子都是血，脸色煞白，可两只眼睛还是睁着的，直直地望着城隍庙的方向。

赵启民蹲下来，握住他没受伤的那只手，说：“老成，命令下来了，部队撤。”

成钧没说话。他闭上了眼睛。

七纵撤出了莱阳城。城隍庙的战斗交给了十三纵三十七师。12月12日晚，三十七师师长高锐率部进入攻击位置。经过三次大规模攻击，13日晚上十一点多，城隍庙终于被攻破。

城隍庙打下来了。可打下它的，不是成钧的七纵。

成钧被送到后方医院养伤。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赵启民来看他，把谭震林在电话里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他。

成钧听着，一声不吭。

赵启民说：“老成，谭政委发火了，说要开除你的党籍。”

成钧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声音沙哑：“他骂得对。是我冲动。”

赵启民叹了口气：“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谭政委是怕你出事。你是一纵之主，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七纵怎么办？”

成钧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光秃秃的树枝在风里摇晃着。他什么也没说。

谭震林到底没有真的开除成钧的党籍。

那个电话里的“开除党籍”，更多的是一个政委在紧急情况下对下属的严厉警告。成钧是员虎将，谭震林心里清楚。可他更清楚，一个纵队司令员不应该出现在敢死队的队列里。

这事后来在部队里传开了。有人说成钧太莽撞，有人说谭震林太严厉。可更多的人明白，两个人都对——成钧对的是那股子不服输的血性，谭震林对的是对一支部队指挥员生命安全的负责。

成钧伤好以后，继续带着七纵打仗。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七纵成了攻城破关的雄狮劲旅。可城隍庙那一仗，成钧记了一辈子。

多年以后，成钧被授予中将军衔。有人跟他提起莱阳城隍庙的事，他摆摆手，不愿多说。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从那以后，成钧打仗再没有亲自带过敢死队冲锋。不是他怕了，是他明白了——一个指挥员的命，不光是自己的命，是整支部队的命。

吃一堑长一智。城隍庙那一仗给成钧上了一课。那一课，是谭震林用“开除党籍”四个字给他上的。

1988年8月6日，成钧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他走的时候，身上那些从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疤还在——肩膀上那个被子弹打穿的窟窿，早就长好了，可疤还留着，弯弯曲曲的一道。

不知道他晚年的时候，还会不会想起1947年那个冬天。

想起莱阳城那座怎么也拿不下来的城隍庙，想起自己拎着钢盔冲在最前面的那股子莽撞劲儿，想起赵启民急得直跺脚的样子，想起谭震林在电话里怒吼着“开除他的党籍”的声音。

那些声音早就散了。风一吹，什么都没了。

可那些伤疤还在。一道一道的，刻在肉上，也刻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