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春，北京一家医院里，79岁的张治中已经病重。病床旁的人发现，这位经历过北伐、抗战和国共和谈的老将军，谈起往事并不多，反复惦记的却是一个远在海峡对岸的人：女婿周嘉彬。
这不是普通的探亲请求。周嘉彬1949年去了台湾，张治中和女儿张素我留在大陆。二十年过去，夫妻隔着海峡未能相见。此时张治中病情恶化，才向中央提出，希望批准周嘉彬回京见自己一面。
张治中的一生，常常处在复杂局势的交叉口。他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也曾参与国共谈判。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重要职务。正因为如此，他与周嘉彬之间的关系，既有亲情，也夹杂着时代和立场的沉重分量。
张素我原本在国外求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治中给女儿发电报，要求她回国。那时的留学生，回到战火中的中国，意味着放下个人学业，承担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
张素我没有长期迟疑，收拾行李回国。这个决定后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中断了学业，也由此更深地进入父亲所处的军政世界。张治中知道，女儿是响应国家召唤，却也明白，这份牺牲并非没有代价。
周嘉彬是张治中的部属，曾受过军事教育，办事稳重，颇得张治中信任。1940年前后，张素我与周嘉彬结婚。对于张治中来说，这桩婚姻有感情基础，也带有一种补偿心理：女儿既然为抗战放弃学业，至少应当有一段可靠的婚姻。
抗战岁月里，周嘉彬继续在张治中身边做事，夫妻生活相对稳定。张治中看着女儿和女婿，或许以为这种日子能够延续下去。谁也没有想到，真正的分离会在国家政局剧烈转折时到来。
1949年，国民党军政人员面临去留选择。周嘉彬随国民党方面去了台湾，张素我则留在大陆。夫妻二人没有共同南下，家庭从此被海峡截成两段。
张治中对此显然难以释怀。女婿曾是自己的部下，也是自己认可的人；女儿则因为当年的归国和婚姻，承受了接连不断的人生变故。政治立场一旦落定，亲属关系便不再只是家事，个人也很难完全摆脱时代留下的印记。
有意思的是，张治中并没有因此把周嘉彬从记忆中抹去。对于一个曾经并肩工作、后来又成为女婿的人，责备和牵挂很难截然分开。张素我留在父亲身边，长期承受夫妻分离的现实，这件事更让张治中感到亏欠。
二十年间，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人员往来几乎不可能。周嘉彬在台湾的情况，张治中无法确知；张素我的婚姻生活，也只能在沉默中维持。对老人而言，最难受的并不是不知道女婿是否改变，而是知道女儿始终没有等来一个团聚的机会。
1969年，张治中住院后病情迅速恶化。公开传记和文史资料对探视过程的具体细节记载不尽相同，但关于他希望周嘉彬回京见面的说法，长期流传于相关回忆之中。这个请求经由有关方面转达后，获得了周恩来的同意。
“能不能让嘉彬回来，见我一面？”这句话究竟是在何种场合说出，史料没有完全统一的记录，但它所指向的内容十分清楚：张治中已经把个人生死置于身后，想在临终前替女儿完成一次迟到了二十年的见面。
当时的批准并不简单。周嘉彬属于去台人员，跨越海峡回到北京，涉及的不只是家庭团聚，还有现实的政治环境。周恩来同意这次探视，既有对张治中历史贡献的尊重，也体现出特殊历史时期中，对亲情问题的审慎处理。
周嘉彬后来回到北京，前往医院探望岳父。病房里的具体谈话没有留下完整记录，外界也无法确认张治中究竟说了多少责备的话。可以想见，二十年隔绝后的相见，不会只有一句寒暄。
张治中或许问起女儿，或许谈到当年的分别，也可能劝周嘉彬不要把两岸隔绝变成亲情隔绝。病床前，他对女婿说：“素我这些年不容易。”这类话是否原样出现，已无法核实，但父亲对女儿的牵挂，应当是那次会面最重要的内容。
据相关记载，张治中在这次会面后不久去世。一个曾在战场和谈判桌上处理重大局势的人，临终前留下的愿望，却落在一桩家庭旧事上：让分离多年的女婿回来，让女儿见到丈夫，也让自己少留下一点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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