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终章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2000年10月18日，杨天勇案在昆明市中院开庭。

开庭前三天就陆续有人来了，他们都是死者的家属，从各个地方赶来，有的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深色衣服的人在法院门口台阶上排成一行等待庭审。

开庭当天，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家属们坐在一块没人讲话，一位白发老太太坐在第一排，手里攥着一条手帕，她身边没有一个人，她的儿子是杨天勇团伙案中的死者，她捏着手帕，直视前方。

开庭宣读起诉书，19起命案、19名死者，一件件念了很长时间，念到某个案件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站起来又被人扶坐下，念到西山农场那一起的时候，法庭里很静，没有人说话，只有书记员翻页的声音沙沙的。

家属索赔的有19人，共计800余万，最高的是141.9万，最低的是9.99万。

法J出示物证，三支手炝放在托盘上，在灯光下反光，手铐、假车牌、一堆假证件，还有铁制的长勺，勺头磨得发亮，法J说这是西山农场里找到的。

旁听席上，穿工装的年轻人注视着长勺很久，嘴唇抿紧了从口袋里掏出红塔山烟盒抽出一根准备点燃，想起这是F庭便将香烟又塞了回去，他是三菱司机的儿子。他想，父亲最常听的就是《三国演义》的评书，想着父亲说过做人要讲义气，想到自己爸爸死在了那些没良心的人手里。

前排白发老太攥着手帕一直没松开，说到某起案件的时候，她站起身来，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又坐下了。19个名字里，她分辨不出哪个案子是自己儿子的，只知道她儿子已经没了，休庭后她靠墙慢慢走出去，走两步停一下。有人上来扶她，她摆摆手说，不用，我自己可以走。

10月25日，一审宣判。

杨天勇死刑，肖林死刑，杨明才死刑，柴国利死刑，肖力死刑，左曙光死刑，七个人七个死刑，审P长宣布判决后法庭内静了一阵子，随后旁听席上有人哭泣出声。

七个人站在被告席上，听完了判决，杨天勇站在最中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听完“死刑”两个字后没有动，法J来把他们带走。

宣判时，旁听席上有一个人数了被告席上的人数：不是应该八个吗？

八个名字中只有七个人被判处死刑，第八个邹洪斌没有出庭，证据不足，无法对其提起公诉，后来他在判决书中再没有出现过，他的去向成了无人关心的尾巴，留在案卷的最后一页。

2000年11月17日公判大会。

上午9点35分，法官宣布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炝决。

两万人的掌声从看台一角开始，渐渐蔓延到了全场，掌声很响，比风还大，有人鼓掌，有人喊，掌声响了好长时间，那七个人站在台上，低着头，掌声像潮水一样，一波接一波地从他们的头顶上漫过去。

公判大会第二天报纸上登了照片，体育场的观众两万人，台上共有七个点，报纸上的标题为19条人命，最终公正判决。

那天上午，杜培武请了假。

他没有去体育场，没有去参加公判大会，他坐在自己的阳台上看对面，对面人家晾衣绳上挂着一件小孩子的J服，那是哪个孩子参加什么演出穿的，风一吹，那件小j服就鼓起来又落下，鼓起再落下去。

他想着自己也有一件J服，他的J服就挂在衣柜里，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再穿它。

他没有去公判大会，他得知结果，他想到那七个人，隔着一整个案子，他觉得自己应当憎恨他们，他恨，但是又觉得恨也没有用，那七人将死，他的妻子也回不来了。

他在阳台上看着那件小J服看了整整一个上午。

2001年6月，五华区F院审理宁兴华、秦伯联刑~讯逼!供案。

宁兴华，时任昆明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秦伯联时任刑侦支队副政委，二人是当年杜培武案的主审人员。

庭审开了几次。8月3日，宣判。

宁兴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秦伯联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宣判时杜培武没有到场，他得知结果，他在家里坐了很久。

他在想那两个名字，他想着，那两个名字现在有了结果，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否重要，只知道他的那些伤、那些夜晚、被浇七盆水的日子都写进了判决书里，两年后到底是欠谁的，想不清楚，只知道他欠自己的已经还清了。

2001年10月，云南省高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

赔偿金额：91141元，工资、律师费、交通费、资料费，计算方法，按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的五倍。

精神损害赔偿请求金额100万元，赔偿决定中写明，因（当时）法律没有规定不予支持。

他领取了91141元，他想，他的妻子不能回来，钱买不回日子，但他也没有把支票退回，他存了钱，他想到自己还要活着，活着就得花钱。

之后王俊波的父母来看过他一次。

两位老人，头发全白，王俊波的父亲坐在他面前，看着他很久，说俊波走了，你活下来了，你要好好活下去。

杜培武说：伯父，对不起。

王俊波的父亲说：不怪你，你没有对不起谁。

老人起身离开，杜培武把他们送到门口，站在门口看两位老人的背影。

复职以后，他就回去上班了，单位给他换了个工作岗位，办公室里的工作不需要出去，同事们对他非常客气，客气的过分，没人说他坐牢的事，他也从不提及。他在办公室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所有的日光灯都打开，有一次同事随手关掉一盏，他触电般站起来，重新打开了，同事呆住，他稳了稳神，笑着说，眼睛怕暗。

他试了下再穿着J服，对着镜子，看了很长时间，镜子里的这个人穿着二级J督的军装，肩上佩戴着二星徽章。没多久他就无法抑制地浑身乱颤，他满头大汗匆忙把J服脱下，叠好放回柜子里面，从那以后他没有再穿过，他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不能穿。

过了一年多，他提交了辞职报告，领导接过报告看了一会说道：你想好了吗？你遭受了这样大的委屈，复职是很不容易的。他说，已经想好了。领导把报告放在桌上，过了片刻还是才签字，签完后领导说以后常回来看看，他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他不做J察了。

以后他的生活变得平静了，他接送儿子上学、买菜、做饭，他会学几道菜，虽然做的不好吃，但是儿子也不嫌弃，晚上开灯睡觉，夏天有人在他身后大声说话时，他还会不由自主地绷一下肩膀，下雨天楼道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会放下手里的东西听一会儿，等那脚步走远。

他有时会经过圆通北路，但大部分情况会绕路，他不去看那条街。

他妻子的墓，一年去一次，带一束花，站一会儿，不说话，站完之后转身离开，没有回头。王晓湘和王俊波到底什么关系，一直没有定论，他也不想深究、也无法深究，人都死了，自己还有什么可深究的呢？

他睡觉时习惯不关灯，灯光一直亮着他才能入睡，灯灭后他无法安心入睡，他试了很多次，每次都是一样。之后他不再关了，他开灯睡觉，也许，灯亮着的时候，黑暗里的人进不来，夜里有光、黑暗都会被挡在门外。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

2012年刑讼法做了修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写入法律，按照新法规定，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013年杜培武被采访过一次，记者问他，现在对当年的事怎么看。

他讲，我当年受的那些罪不是白受的，从那以后办案再不敢那样打人了，这就是我在那两年里换得的东西。

他顿了顿又说，这两年也换来了一句话，这句话是在监狱里我自己和自己说的话，清者自清。

他说的这句话与他父亲当年在信里写的一样。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座城市还在长，楼还在往上盖，街上车辆越来越多，七7式枪保存在物证室里，证物袋上贴着标签编号，它不能说话了，他已经替两个人做了证，一个死了，另一个还活着。

镜子里杜培武看着自己，他看过穿J服的自己，还有脱下J服的自己。

是同一个人吗。

他看了很久，关上灯。

这一次他没有开灯，他闭着眼睛睡觉。

他梦见滇池，水是蓝的，风是轻的，他在岸边站着，阳光很好，远处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回头。

他醒了。

天亮了。

（全文完）

杜培武案和张氏叔侄案，都是近年国内极为有名的案子，但大家关注的大都是被冤本身，很少人细究其背后的案子，作案的究竟是谁，为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搜到的素材也很零星，信源权威度不一定够，各种演绎推敲真假难辨，各种谣言和猜测满天飞，加上自己也确实能力也有限，时间精力都在狂掉，我在写的时候已经在尽量甄别，或者不确定的细节模糊化处理，但可能还是有很多事实错误甚至逻辑断裂，侦察本身的技术细节也是经不起推敲，大家权当小说看，写的不好的地方轻喷啊感谢大家！这里特别感谢《闽疆情》老哥几乎每篇帮我纠正语法和错误，下一个系列我尽量多校正校正，提高阅读观感。

这个系列破天荒的写了30章，从读者寥寥到后面几张一直被催更，一股班味扑面而来，为时让我没有意料的，写罪案这东西初衷其实还是我个人兴趣，没想到写下来有这么多读者共情和讨论，感谢大家愿意看。说到写文字写着写着自己能流泪的，除了这个系列，就是《广陵散绝》了，因为各种原因，早先版本我删除了，后面我发了一个脱敏的资料汇总整理版在这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头再去翻一翻，读者极少，系统也不会推朱令案。那也是我少数写着自己能流泪的案子，说多了惭愧，40的老男人了，太多感性可不好！

另外，感觉写这么长的篇章我压力还是比较大，写到后面发现两条线过多侧重在杜培武这边，杨天勇这条线写的太薄了，个人太烂也不愿去补，导致很多坑都没交代清楚，等我真正有能力驾驭这么长篇幅文字的时候，我再来写那几个国民级的大案，感谢大家鼓励。

下一个系列篇幅会短一些，10章，《太平洋大逃杀》明日正常更新，感谢读者们愿意追更！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