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文存】被追认的副教授 — 我的老师黎敏子（同丰里十七号系列）

听说过有追认为烈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听说过有追认为副教授的吗？

没有听说过，只听说有追授学位的，那是中国才女林徽因的故事。

话说2024年5月1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在毕业典礼上正式向已经去世多年的林徽因追授建筑学学士学位。此举跨越了近百年时光，弥补了她当年因女性身份未被授予该学位的历史遗憾，也表彰了她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先驱的卓越贡献。

但是，追授和追认有所区别。

说说历史背景。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招收女性，因此林徽因只能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但实际上，她修读了建筑系的核心课程，尽管如此，她还是没能获得建筑学的学位。

因此，2023年10月，该大学宣布，在2024年，即林徽因入学100周年、诞辰120周年之际为其追授学位，以实现她的夙愿。

但是，追认的意思是，生前并非如是，只有死了才如是；也就是说，某人生前不是烈士或者党员，去世后才获得这样的殊荣。

我尊敬的大学老师黎敏子，在他身后，才从讲师被“追认”为副教授。我是当时的见证，也有著名作家黄秋耘的文章为证。

这是1983年年7月28日《羊城晚报》花地版，著名作家黄秋耘发表的悼念黎敏子的文章，文章明确写道：“他生前并未评上副教授，是个老讲师，副教授的头衔，还是死后才被追认的。”

黎敏子老师辞世的时候，我已经在广州师院毕业，分配在学院宣传部工作了。对于“老师”这一称谓，我有我的看法和原则。

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老师，按照中国一个有名古人的说法，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因此这个叫韩愈的古人特别写了一篇《师说》，说了一大通，归结为一句话：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但是，按照现代华人社会的某些不成文规矩，“老师”这个词变味了。“老师”这个词，君不见已经成了社交场合一个见面的客套称呼，叫得一些好为人师者飘飘然的，却没有了古人心目中的神圣感。

我自小很看重老师这样的称呼。记得家里人带我见小学的负责人，要入学，嘱咐我见面要开口叫“老师”，不知为什么我硬是没有张嘴，可能因为我刚刚从幼儿园“毕业”，只知道幼儿园里的那个大人叫“阿姨”，为什么这里要叫“老师”？不过，这间叫做“小学”的“这个大人”问了我两三个问题，我倒爽快回答了，于是，我就成了河南宝玉直街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先后有过不同的“老师”。

小学时代的老师，我分开三种情况：我完全记不起其姓名的；我只记得其姓氏的；我仍然能够叫得出他们的名字的，这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我晚年仍然记得他们的名字甚至当年一些学校生活的细节。这自然有值得我保留在记忆宝库中的理由；而完全记不起来的，也有失去记忆的权利和理由。记得的，同样体现在当年与小同学嬉戏胡闹的场面，以及暗恋某女生或和某人打架斗嘴的刻骨铭心。

从中学到大学，情况就不一样了，不再是能否记住名字的问题了。可以说老师的名字都记得，只是与其相处的时候，是否有些深刻的生活画面留在脑海中，或者其教学内容是否给我留下印记，及后影响着我。就像今天的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段子天天飞，只有那些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才值得或全文保留或截图存档。比如说，中学时代语文老师关于用卡片积累资料做学问的方法，关于文学细节描写和文章结构的讲解，数学老师“苦口爷心”对数学家许莼舫几本平面几何课外读物的推介，政治老师力图简单地借助一个粉刷讲解文字深奥的《资本论》中关于生产原始积累的场面，几十年后仍栩栩如生。

这同样适用于我的大学老师。

经历过年轻时候际遇的坎坷和时代风暴的洗礼，我那时性格已经很“冲”，而且因为有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工作的经验才上的大学，因此对大学老师的课非常挑剔。其实，翻开我当年的日记，从业余大学到广州师院，经常有对某老师的课程如何如何的评价，哪怕只是一两句。对好的老师，简单一句“有料”；对不好的老师，也是简单的一句“不知讲什么”。

于是，我后来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好为人师，无论为人或者为文，都不要来虚的，要有点干货，这样对你的听众读者都有个实在的交代。

比如说大学的文学史课，有些老师介绍一些作家，先是一大通生卒年月，生平著作什么的，起码用去十多二十分钟。这时我在想，讲这些做什么，书本上不是清清楚楚有介绍的吗？于是我开始神游。

但是，也有不少让我获得教益的老师。比如说讲现代文学史的教师，光是分析鲁迅短短的一篇《立论》就让我陷入了思考，讲真话太难？是否要分场合？还是像该文结尾的不断打“哈哈”？到了今天，我们的文化中，从社会大事到诸如各种红白礼仪等的生活小事，不是还有很多说谎的现象吗？不是还有不少打哈哈的故事吗？又比如，讲古典文学的老师，第一次介绍了《竹书纪年》，让我知道了除了《史记》之外还有另外的历史巨著，司马迁说的不一定是真的，尧舜禹的故事可能是编出来的，这让我经历了那场浩劫之后滋生的怀疑精神更加根深蒂固，并在日后更加发扬光大。

在大学老师中，无疑黎敏子老师是最值得我崇拜和尊敬的，虽然我喜爱并主攻的科目并非中国的古典文学。

他没有给我们讲很多的课，只是教授明清文学中的诗文部分，但是，他的课对我影响之深，令我很多年后仍然写了一篇文章《真诚的文字赤诚的心》，跟黎敏子老师的课有关。

我的文章是写明代玩家和诗人张岱的，写于2014年，我当时出国也已经24年了。文章中写道：我没有很好地读过张岱，但是大学时代一位老先生黎敏子——当年辞源编辑组的成员——给我们讲授明清诗文，把最为乏味的古典文学一章讲得龙飞凤舞。他特别欣赏张岱，讲张岱文章的简洁，取材角度的别致，观察景物的细致，还有文章中流露出的真性情，讲到兴之所至，眯起眼睛，背诵若干金句，陶醉其中，我真的被感染了。不过，由于张岱不属文学史上说的什么一线作家，例如“八大家”之列，我们这些读中文的师范生也大都把张岱放过了。

实际上，出国后我把张岱粗略研究了一遍，围绕着张岱做了一篇关于“诚”的文章，这不能不说是黎敏子老师对我的影响。

黎敏子人较胖，动作迟缓，据说身体还有病。但是，我1982年毕业后留在学院宣传部，学院办公室主任劳励群给我讲了黎敏子的经历和故事。他是一名值得尊敬的老党员，新文学时期就有不少诗作的诗人，精通英语和国文的学者，《辞源》（修订版）审定组的成员，也是一名在教育战线上默默耕耘多年的优秀教师。

他1915年出生，1939年在中山大学国文系毕业后，满怀热血青年的冲动和浪漫，热衷写新诗，也翻译过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歌。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的1942年，他进入迁往广东连县的省立女子师范任教，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写诗译诗，在当时中国国内多个文学刊物发表诗作。这时与黄秋耘见面认识，第一次共事，住在同一个竹棚，只隔着一领草席“比邻而居”；黄秋耘教英语，黎敏子教国文。

1947年黎敏子在香港香岛中学教书，第二次与黄秋耘共事，这是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了。黄秋耘回忆说，“英语老师请假，学校总是让敏子去代课。在香港的中学里，国文教师能上英语课，确实是不多见的，而敏子却欣然从命，而且胜任愉快。”

解放战争后期，黎敏子到了东江游击区，说是投笔从戎但没有拿刀拿枪，而是在东江纵队办报纸，继续当他的文人，暂与黄秋耘分开。

有资料显示，解放初期，黎敏子已经是广州劝（勷）勤师范学校的校长，或省立教师进修学院什么的院长，在教书的同时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了。不过，有关其担任职务的院校名称和具体职务待查。在风云变幻的年代，他和黄秋耘经历了什么，并非本文所能论及的，但是，1976年两人同时进入《辞源》修订组工作，再次并肩作战，至1983年，可见战友情深，也可窥见他们的学术造诣。

现代诗人吴奔星之子吴心如，2015年整理父亲的遗作，包括所办的刊物，看到有作者署名“敏子”，还以为是位女性。经过几番考证，才确定是位男性诗人，1976年进入商务印书馆担任《辞源》的修订工作，至1983年。

也就是说，黎敏子老师在给我们上课的同时，也在为《辞源》的修订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砖加瓦。

我和黎敏子老师没有私交，毕业后的1982年曾经到他住的海珠区素社新村的家两次，是代中文系通知他一些什么事情的，但是他都不在家，第二次才见到他的一个女儿和儿子，把事情说了。他家境不见佳，甚至有点潦倒，好像个家境中落的破败读书人家的模样，摆满了书。我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女儿温文尔雅，彬彬有礼，长得很标致，戴了副眼镜，但是眼睛挺有神，书香人家的孩子嘛！”而对其儿子的描写则有点负面。

可是，黎敏子1983年已经病逝，享年才67岁。

当时我已经在学院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劳励群——这位广州执信女中毕业现年已经过百的老人——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说黎敏子生前还只是个讲师，学院打算追认他为副教授。另外，他家中有很多藏书，是些古籍，学院也打算以收购藏书的方式补助他的家庭。

后来，根据记载，学院方面给了770多元作为买书的折价，黄秋耘在其文章和跟友人的通讯中，都称是“一屋子古书”。那是黎敏子一生中奔走包括北京琉璃厂等各地的书店搜集来的，如有善本孤本，其价值恐怕不菲，也不知当年接受了书籍的广州师院，如何处理这批珍贵的文物。

黄秋耘文章中感慨地写道：黎敏子记忆力很强，“不但对先秦古籍、魏晋文学、唐诗宋词都十分熟悉，甚至对清代诗人吴梅村的名作《鸳湖曲》、《圆圆曲》、《楚两生行》等等，都能够一字不错、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怪不得他当年能在课堂上把张岱讲得那么生动。

黄秋耘在黎敏子去世三个月之后在《羊城晚报》发表的悼念文章题目是《一个从不露才炫己的人——悼念黎敏子同志》。文中写道：他这个人从来不喜欢露才炫己，写文章也很少署真姓名，所以知道他的人并不很多。

这让今天多少那么些名不副实、德不配位的“教授学者”汗颜啊，也让人们为产生这样的“教授学者”的环境而深思，看看土壤中是否含有各种污染物，培育出这么些怪胎！

黄秋耘继续为黎敏子抱不平：敏子对于一切“身外之物”——什么评职称啊，提工资啊，分房子啊……全都不放在心上，自然更不会去积极“争取”。他生前并未评上副教授，是个老讲师，副教授的头衔，还是死后才被追认的。其实以敏子的资历（他是1939年中山大学毕业的）和学力来说，就是教授也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身后萧条，除了一屋子古书外，家无长物，一家数口的生活都几乎难以维持。他的幼子当一名临时工，月薪只有三十多元，最近才转正。妻子和其他几个儿女都拿低工资，生活是相当困难的。

黄秋耘在《羊城晚报》发表的文章最后说：死者长已矣！值敏子生前的遭遇和突然的死亡，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的。我们有些古奥色彩的老知识分子，讲“清高”，讲“淡泊明志”，然而，“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因此种种“优惠条件”都轮不到他们头上。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似乎更应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敏子身患多种疾病，而且到了六十七岁的高龄，假如对他多关心一点，改善一下他的生活条件，减轻一点他的工作量，说不定他还可以多活几年，多作出一些贡献的。

文章最后写道：从前李密在《陈情表》里说过：“凡在故老，犹蒙矜育”，何况是这位有三十六年党龄、四十多年工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夫子乎？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黄秋耘发表在报刊上的这篇文章，跟后来收集在其文集中的同一文章，可能有了一些改动，淡化了对当局的批评，也增加了一些文字，如“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体弱多病，经济拮据，但他仍然乐观豁达，对生活充满热爱，对学问孜孜以求”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文字。甚至有这样的结尾：敏子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正直的一生，勤奋的一生。他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他像一颗铺路石，默默无闻，却坚实厚重。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人品、他的学问、他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安息吧，敏子同志！。

而我，依据的仍然是黄老先生最原始的表述，结尾只是“老夫子乎？”。

我日记中，有记录这篇文章的发表具体日期，因此能够很快让广州的老朋友在大图书馆找到原文，拍照后给我邮来。当时文章发表后，据说在广州师院的高层和教职员工中引起了震动。

黎敏子老师逝世之后的1983年下半年，我因为创作了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雅马哈鱼档》，一时之间大红大紫，次年更受到广州市的表彰，在广州的一个音乐厅开了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当时，广州师院的党委书记钟杜非和副院长吴曼霞，特别到我河南堑口的家中来看望我，从满是鱼档和烧腊屋的街市中挤入我新婚的房间。虽然里面尚觉宽敞，但是室外的环境实在不宜读书撰文。于是，两位学院的领导当场安慰我，学院的新房子很快落成，再坚持一下吧！于是，我坚持着，终于在不久后就迁居广州北面的桂花岗，住进大学校园钢筋混凝土的新楼的一厅两房，离开了这个我出生、长大和经历了各种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我半生的堑口同丰里17号！

也许，黎敏子老师的遭遇和黄秋耘的文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永远怀念和铭记我的黎敏子老师，还有白雪樵老师等等很多的好人。他们是真正的好人，有别于那些粉墨登场的假好人。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6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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