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林赛·克兰西杀死三个幼子的审判无效，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文刊发在大西洋月刊，作者伊丽莎白·布鲁尼格是《大西洋月刊》的专职撰稿人。她曾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员，并凭借一篇特稿入围普利策奖。她也曾是《新共和》杂志的专职撰稿人，并为广播节目“左、右、中”撰稿。伊丽莎白拥有剑桥大学基督教神学硕士学位。在《大西洋月刊》，她主要撰写有关神学和政治的文章。

在持续五周的谋杀案审判中，林赛·克兰西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名来自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母亲被控在2023年杀害自己的三个年幼孩子。整个审判过程都通过网络直播，她始终坐在轮椅上，位于辩护律师身旁的被告席。

一次，检方带陪审团逐项查看三个孩子的尸检报告时，她弯下身子，哭得浑身发抖，大喊：“我做不到！”

但大多数时候，克兰西都保持沉默，睁大眼睛，目光在法庭里游移，仿佛在寻找什么。

如今，法官刚刚宣布审判无效，因为陪审团未能达成一致裁决。

但在克兰西本人没有解释自己在杀害孩子前后究竟经历了什么的情况下，旁观公众早已把各自的理解投射到这起案件之中，并作出了自己的“裁决”。

有人把克兰西的审判看作一场围绕女性产后心理健康问题的全民公投。有人发展出复杂的阴谋论，坚持认为克兰西的前夫帕特里克才是真正的凶手。还有人把克兰西的故事当成支持自己某些小众政治观点的证据。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叙事都让人感到安心，因为它们意味着，这场悲剧背后存在某种可以理解的逻辑，可以赋予这些事件意义，也可以为人们找到情绪宣泄和释怀的路径。

然而，陪审团无法作出裁决，本身恰恰说明，仔细审视事实之后，并不能得出一个简单、清楚、容易理解的结论。

现实或许更加黑暗，也更加令人绝望：如此戏剧性、如此毁灭性的事情，到头来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更深层的意义。

随着克兰西的审判推进，数十名身穿粉色衣服的女性，出现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法院外参加有组织的集会，她们举着标语，表达某种形式的支持。

最近一次集会被宣传为“为林赛和平站出来”的活动。组织者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中任何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焦虑、抑郁或产后问题的人，我想我们都明白，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坐在她现在坐的那张椅子上。”

公开声援一个已经承认杀人的人，本身就令人不安。

但这些集会以及围绕它们形成的社交媒体运动，似乎并不是为了提高克兰西在法庭上获胜的机会。

相反，这些活动显示，对部分女性来说，克兰西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性人物：一个全心照顾孩子、却饱受折磨的母亲。她被孩子幼年时期无休无止、令人筋疲力尽的照护压力压垮，又被一个存在缺陷、支离破碎的医疗体系抛下，最终独自承受痛苦。

很多女性在生育后的几个月里都曾感到彻底不堪重负，仿佛快要被淹没。很多人也曾寻求帮助，却没有真正得到帮助。

在支持者的想象中，克兰西的案件似乎集中体现了所有这些生理风险和社会风险。

按照这种理解，发生在克兰西身上的一切原本可以预见，因此也原本可以避免。

这是一个关于2023年那个夜晚发生在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的整齐叙事。

当晚，克兰西勒死了自己的三个年幼孩子，随后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吞下处方药，割伤自己的脖子和手腕，最后从窗户跳了下去。

这种观点可能产生一个积极结果，那就是让更多人意识到，针对产后精神疾病的治疗选择严重不足。

当然，前提是提高公众对某个问题的认识真的能够带来实质性改变。

而且，这种叙事中的部分内容似乎确实无可争议。比如，克兰西接受的精神科治疗明显缺乏协调。

但这种理论也带来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它让克兰西成了自己谋杀案审判中的“主角”，仿佛坐在家中观看庭审的人应该为她加油。

这样做的危险在于，人们可能因此淡化她所做之事本身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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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同时相信一个人与自己有相似之处、脆弱而值得同情，同时又承认她犯下了极其残暴的罪行，并且应当为此负责，在认知上并不容易。

我怀疑，这种矛盾正是围绕克兰西案件出现大规模阴谋论的根源。这些说法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

尽管具体版本各不相同，但这些阴谋论大体都坚持认为，克兰西实际上并没有杀害孩子，真正杀死孩子的是她的前夫。

按照这种说法，帕特里克杀害了三个孩子，试图杀死克兰西，然后把孩子死亡的责任嫁祸给前妻。

支持这种理论的人通常会援引庭审中披露的各种所谓证据。例如，用来勒死孩子的健身弹力带上没有发现克兰西的指纹，或者克兰西抵达医院时的核心体温与检方提出的案发时间线存在矛盾。

在这些叙事中，克兰西成了家庭暴力甚至类似酷刑的受害者。她的伴侣残忍利用她产后遭受的痛苦，以此摆脱整个家庭。

这同样是一个结构整齐、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故事。

对那些否认克兰西有罪的人来说，她的人生和命运变成了女性遭受男性压迫的一场噩梦。

这种观点把一个尚属合理的判断进一步推向极端。原本只是认为帕特里克理应更加关注克兰西不断恶化的精神状态，最终却演变成坚定主张：帕特里克才应该为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而且整个事件都是他精心策划的。

于是，克兰西的故事又变成了一则关于男性对女性实施暴力的寓言。

但把克兰西塑造成她自己罪行的真正受害者，也在网络右翼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弹。

这些人声称，自由派女性对克兰西的支持，赤裸裸地暴露出女性内心潜藏着伤害儿童的暴力倾向，也证明自由派女性情绪不稳定而且危险。

这种说法忽略了两个事实：女性对这起案件的看法本来就并不一致，而且在美国遭谋杀的儿童中，大多数实际上是被男性杀害的。

这种思路同样错误地把克兰西当成一个能够代表所有女性的普通女性，只不过这一次，她被塑造成所有自由派女性所谓危险、不稳定一面的代表。

围绕克兰西案件形成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在努力解释她被指控犯下的罪行究竟意味着什么。

有人认为，这场审判必然说明，美国社会严重忽视了母亲的需要。

有人认为，它说明美国男性以男权主义方式剥削女性。

还有人认为，它说明美国女性暗中对自己和其他人构成威胁。

这些解读有些比另一些更有说服力，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问题：过度强调这起案件中可以被普遍化的部分，却低估了真正发生的一切有多么独特、具体，而且高度特殊。

围绕这起案件作出的判断越宏大，往往就越偏离事情实际发生的样子。

克兰西的经历毫无疑问属于极端情况。

如果像辩方所说，她当时患有产后精神病，那么这种表现也是一种本就少见的疾病中极其罕见的类型。

随后提起的医疗事故诉讼指控，她接受的精神科治疗存在管理失当。而她据称对一些常用药物产生的严重不良反应，也非常少见。

在谋杀案发生前的几个月里，她无疑一直承受着巨大痛苦。

也有可能，如果当时能够给予她适当程度的支持，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

但同样真实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合理预见事情最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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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任何宏大的主题或普遍规律相比，克兰西犯下这些罪行似乎更取决于一个灾难性的功能崩溃瞬间。

生活到头来，往往拒绝被装进任何整齐漂亮的故事里。

过去几个星期，克兰西案件不仅在法庭上接受审理，也一直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被审判。

到目前为止，人们似乎迫切想要得到答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死亡？这些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者至少，人们希望得到一种保证，证明我们从这起案件中学到的某些东西，可以防止类似悲剧今后再次发生。

许多旁观者原本希望，审判的最终裁决能够提供这样的答案。

现在看来，这种希望已经落空。

克兰西案件的检察官现在必须决定，是重新起诉并再次审判她，与辩方协商认罪协议，还是彻底撤销指控。

无论他们最终作出什么选择，这起案件都将继续让那些试图从中寻找意义的人感到挫败。

克兰西本人始终带着那种仿佛受到惊吓、又困惑茫然的目光。

她似乎已经明白了一件事，而那些善意支持她的人以及反对这些支持者的人，至今仍无法接受：发生的一切根本无法被真正解释，也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智慧可以从中获得。

这一切的核心只有一个空洞。

从这个空洞中传出的，只有一种确定无疑的东西：痛苦将长久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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