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在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和工作人员陪同下,走进了这处熟悉而又陌生的院落。她多年没有回到北京,此时的身体也已不如从前。谁也没有料到,一批线装书,会让她的情绪突然失控。
这次北京之行,来得并不容易。1977年,贺子珍因病导致身体偏瘫,行动受到很大影响,情绪也一度十分低落。对一个长期在革命战争年代生活过的人来说,身体不能自主活动,远不只是生活上的不便,更像是被迫停下了脚步。
转机出现在1979年。组织上增补她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安排她到北京参观。这些安排,让贺子珍重新感到,自己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一员,仍有机会为集体做些事情。
医护人员很快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了变化。康复训练时,贺子珍不再像过去那样消沉,训练结束后还常常要求多走一会儿。拐杖撑在手边,脚步迈得很慢,她却不愿轻易停下。
“再走几步,身体才有力气。”
医护人员担心她过度劳累,劝她休息。贺子珍却把恢复身体看得很重。她明白,只有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才能完成这次盼望已久的北京之行,也才有可能重新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到达北京后,贺子珍入住北京医院,并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她坐在轮椅上,仔细看着广场上的建筑和来往人群,神情比在病房时开朗了许多。
不过,真正牵动她情绪的地方,还是中南海。
菊香书屋并不是一处普通住所。毛泽东长期在这里办公、读书,批阅文件,有时也在这里休息。对于贺子珍而言,这里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点,屋内的桌椅、书案和灯具,都可能与她记忆中的那段岁月发生联系。
她进入书屋后,没有急着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周围。熟悉的陈设让她想起了井冈山时期和长征岁月,也想起了战争年代那些并不宽裕的生活条件。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她停住目光的,并非桌椅,也不是墙上的陈设,而是书架上的线装书。
这些书中的一部分,曾与她有过直接关联。革命战争年代,部队转战各地,物资条件十分有限。每到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的书籍并不多。贺子珍曾帮毛泽东搜集、整理和装订书本,使其便于保存和阅读。
那时没有安稳的书房,也没有充足的纸张和工具。书页破损了,就想办法修补;线绳松脱了,就重新装订。对普通人而言,这些只是书,可在当年的艰苦环境里,一本能够保存下来的书,往往来之不易。
贺子珍看着那些线装书,往事一下子涌了上来。她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奔波,也想起了曾经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的日子。书本没有变化太多,时间却已经过去多年,身边的人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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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突然失声哭了起来。
李敏和孔令华担心母亲情绪波动过大,便陪她离开了菊香书屋。贺子珍的眼泪并不只是悲伤,也包含着重见旧物后的激动。那些书把遥远的记忆重新拉到眼前,既让她难受,也让她确认,那段岁月并没有从生命中消失。
回到医院后,她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还与身边医护人员交谈。陪同她进京的医护人员中,有北京方面的工作人员,也有上海华东医院的熟悉面孔。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让她在陌生环境中少一些不适,多几分安心。
这次北京之行,贺子珍完成了几件一直挂念的事情:参观天安门,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重访中南海,也再次见到了曾经熟悉的书屋和旧物。离开菊香书屋时,那批线装书仍留在原处,而她带走的,是一段被重新触碰到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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